

还原历史真相《父亲与民国》
白崇禧与民国:有一种渊源叫做“一生与民国息息相联”
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父亲与民国》,这是我多年来想为父亲写的一本传记,写传记那年的同时也是写了一段民国史。这本书的名字叫《父亲与民国》,因为我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参加北伐、参加过抗战、参加过国共内战。从头到尾,从民国开始诞生,民国整个兴衰,全程他都有参与,而且在很多关键的时候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写了父亲的传,至少在军事层面也反映了民国的那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我想了很久时间,我想这个题目是可以的、合适的,《父亲与民国》它既是写我父亲的传,也是写民国的那一段历史。我在写这个历史时尽量的把当时的真相还原。凭记什么?
我在写我父亲的传记的时候,搜集了好几百张他的照片,我一看完全可以还原当时历史现场。我父亲18岁就参加了武昌起义,他那个时候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学生,他跟120个同学组织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到武汉参加武昌起义。所以他可以说见证了民国的诞生,他也参加了民国的诞生。他这一生对民国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感情,我父亲在18岁的时候就到武汉去了。北伐的时候,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带着军队从广州一直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完成北伐的时候,他35岁。北伐是他事业的一个高峰,北伐的时候,他打了许多很关键的有名的战役,龙潭之役把孙传芳打败了。后来他还是第一个领着国民革命军进北平的。那个时候张季鸾写他,说岭南两广的军队能够打到北京来,这在历史上是头一家,太平天国打到天津就上不来了。国民革命军打到北京,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打到北京来的。在北伐中,他最后把张宗昌、褚玉璞打败了,一直打到山海关。所以北伐是他最后完成的,他这一生跟民国息息相关。
文学与历史:文学家最高级的传记创作是获得历史肯定
我自己是学文学的,是个作家、写小说、戏剧。其实中国的传统最早是文史不分。我们最著名的历史著作,像《史记》、《汉书》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像我们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杜甫的诗,有“诗史”之称,以诗论史。比如说他的《秋兴八首》是写唐朝的天宝兴衰。所以我觉得在文史方面,中国文史是共通的,我自己从文学跨到历史也是很自然的。
在座的朋友们可能看过我一本小说《台北人》,《台北人》跟《父亲与民国》虽然中间隔了五十年,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可是这两者之间互相也有非常深的血缘关系。《台北人》后面的历史架构也就是《父亲与民国》这一段历史。
我们这个民族是非常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我们有“春秋大义”这句话。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所以我们把历史放在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上,而且对历史上的史官也非常的尊重。在历史上,史官也有“董狐直笔”一说,史官要写下历史的真相。春秋战国的时候,崔杼专权,把齐庄公杀死了,太史官上来就写“崔杼弑君”,得罪他了,就把他杀死了。他们有一个传统,家中都是史官,哥哥死了,弟弟上来了,又写了四个字:“崔杼弑君”。后来又把他杀了,后来又一个小弟弟,又上来,又是这四个字:“崔杼弑君”。杀不胜杀。那个时候的史官,就是杀头,也要写历史的真相。我觉得不是真相也不是历史,不是真相是伪史。
“李白”传奇:并肩战斗三十载兄弟义气甲天下
今天我的重点是讲下面一段——抗战。我们在二十世纪遭外族入侵,这是最惨烈的一仗,八年抗日,如果算“九·一八”的话,是十四年,中日打了那么长的仗。这一仗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影响至深,影响至大,影响至广。这是我们的一段痛史。我父亲抗战从头参加到尾,对于这段抗战的历史,我现在从头讲起。
在讲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张画。这张画很有名,是大画家徐悲鸿画的。他这是在广西,我父亲北伐以后正在治理广西,把广西治理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很多外省的知识分子都去参观。徐悲鸿当时就在广西。(左起)这是我父亲,这是李宗仁,这是黄旭初,广西省主席。徐悲鸿对于他们三个人是相当地佩服。在治理广西的时候,“九·一八”已经发生了,那个时候我父亲他们觉得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所以在广西全省整军,预备抗日。我父亲在广西的时候,组织民团,全省皆兵,那个时候提出的口号是把广西建成“新斯巴达”,要求学生、军人统统都要受军训。后来广西果然出兵出得最快,而且以人口比例来说,军队的比例也是最大的。就在准备抗日的时候,徐悲鸿画了这幅画,对他们几个军事领袖也有崇敬。这幅画现在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里面收藏。徐悲鸿很会画马,这马画得不错。
“七七”抗战来了,那个时候蒋介石蒋委员长在庐山号召抗日,地方军事领袖里面,我父亲是第一个响应的。8月4号飞南京,他到南京的时候,日本报纸头条《战神莅临在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这一幅对联也是徐悲鸿写的,“雷霆走精锐,行止关兴衰”就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人民对于抗战、对于他们的期望。“健生上将”,“健生”是我父亲的字,“于二十六年”就是1937年,“于二十六年八月飞宁遂定攻倭之局,举国振奋,争先效死,国之懦夫,倭之顽夫,突然失色,国魂既张,复兴有望,喜跃抃舞,聊抒豪情,抑天下之公言也,同年九月徐悲鸿。”
我父亲参加抗日的时候,他心情非常兴奋,那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了“九一八事变”以后要抗日,非常兴奋,鼓舞的心情起来了。
这是我父亲抗战的时候照的,他那个时候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我父亲那个时候有一个外号叫“小诸葛”。为什么叫“小诸葛”?他基本上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但他也带兵打仗,他是一个儒将,其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可以驰骋沙场,带军打仗。尽管他是副总参谋长,军事幕僚长,可是他也带兵打仗。
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开战前夕,蒋中正(中)携父亲(右)飞抵徐州,
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左)三人视察陇海前线合影。
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这就是台儿庄大战的前夕,在1938年3月20号前后照的。这是李宗仁(左),这是蒋介石(中),这是我父亲(右),那个时候台儿庄是徐州会战中的一役。为什么会有徐州会战?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的首都迁到武汉行都。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打武汉。打武汉要先把津浦线南北打通,然后往西。打通津浦线先要打徐州,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徐州那个时候是第五战区,李宗仁是总指挥官。在打台儿庄之前,我父亲和李宗仁有很深的关系,从广西开始他俩合称“李白”,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在打台儿庄之前,我父亲替李宗仁调兵遣将,因为两边都是大军,这一仗非常非常关键。到最后国军有60万盘踞在徐州这一带。日本军也不得了,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个叫做矶谷师团,一个叫做板垣师团,这两个师团在日军中有“钢军”之称。在打之前,蒋介石和我父亲飞到徐州,蒋介石要我父亲留下来跟李宗仁共同指挥。这个仗在八年抗战期间是关键性的一仗。“八·一三淞沪会战”也是打得非常惨烈。国军60万人在那边打,60万损失35万。那一仗打了以后,虽然守了三个月,最后还是溃败了。日本人追下来,日本人追到南京。这边就发生了南京屠城,军民死掉30多万人。
这个时候日本的军备远远超过国军。他们有飞机,有制空权,有舰队,制海权,而且他们陆军训练非常精良,所以是压倒性的,势如破竹,就这么打下来。打到南京会战,南京屠城以后,中国人民的士气非常低落,非常悲观,看到国军根本无法抵抗日军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仗非常关键。就在徐州会战的时候,台儿庄,山东这个地方,国军对日军迎头痛击,让日军吃了一个大败仗。他们最精锐的两个师团进来的时候被国军包围了。当然经过相当曲折,两边都打得非常惨烈。日本人打败了以后,按照李宗仁回忆录计算的话,日军伤亡近两万。这个意义在哪里?日本人号称三个月就要解决中国战场,要征服中国。他们采用的是闪电战。这一仗败了,把他们的锐气重重挫了一下,把全国悲观的气氛一扫,全国振奋得不得了。武汉十万人游行,一下子士气起来了,奠定了八年长期抗战的根基。这一仗再败的话,很危险。这一仗胜了以后,让大家知道国军也可能打败日军。本来皇军号称无敌,打破了日军的神话。后来军事家说,这是日本近代建军以来最惨败的一次。这么一来,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的士气大振。后来的回忆录说,当时很多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都跑到操场上去跳了,非常兴奋。这一仗,李宗仁和我父亲是主要的指挥将领。下面当然还有川军、西北军、中央军、广西军。这些军队前几年还互相打得你死我活,现在一致对外,又合起来了。这一仗使台儿庄中外有名,我父亲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抗日英雄了。
白先勇评价抗日战争:不值得庆贺的“惨胜”
北伐以后发生“蒋桂战争”,蒋介石和广西交战,李宗仁和我父亲都被定性为“叛将”,开除党籍。现在一夜之间又翻了个,又变成了英雄,这里面很复杂,但不管怎样,这一仗很要紧,在中日抗战史上很重要。
台儿庄大捷:将领白崇禧成“时尚杂志”封面明星
坐镇徐州指挥津浦战事大破日军之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在台儿庄视察时留影
台儿庄胜后,我父亲和李宗仁这两个主帅在台儿庄留下了这张照片。这一仗国军战争非常惨烈。当时在战役中,有一个川军的师长,叫做王铭章师长,原本川军在国军中不是纪律及名誉很好的军队,但他们在台儿庄表现特别英勇,在山东滕县这个地方,川军王铭章师长带领的这一师死守滕县,全师殉国,师长都没有活下来,一直等到最后“中央军”包围日军。他们的牺牲对台儿庄一仗有巨大帮助。
《良友》画报以父亲作为封面人物,一九三八年五月号,第一百三十七期。
《良友》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本彩色画报,1938年4月父亲刚打完仗,5月号《良友》便把我父亲作为了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连着两期报道台儿庄,4月那一期是李宗仁。从这点来看,当时台儿庄大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和冲击都很大。本来《良友》杂志的封面都是美女,比如胡蝶、王人美,但这两期是两位将军,很不寻常,足以看出当时台儿庄战役对社会的影响很大。
关于中日大战,大陆有两部电影,如《血战台儿庄》就讲这个战争,由广西电影厂拍摄。我认为拍摄得相当好,很客观,符合史实。尤其是选角,李宗仁这个角色几乎选得一模一样,因为我见过李宗仁本人。孙连仲真的像,我都见过。不过父亲一点都不像,这个有点遗憾。电影比较强化了李宗仁的地位,事实上李宗仁也是主要指挥官,但我父亲也很重要,他辅助李宗仁,两个人属于同时指挥。
小诸葛白崇禧:战略灵感源自拿破仑
一九三八年,父亲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武汉会战的最高军事会议
这一张是在武汉拍的,虽然台儿庄给日本人吃了一个大败仗,可是徐州会战激怒了日本人。国军的军备和训练处于弱势,不能跟日军正面作战,徐州最后还是没守住,但撤退得很好,徐州会战之后几十万大军都有秩序地撤出,大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那个时候军事委员会考虑对强势的战争如何打。这是在武汉开了一个最高军事会议,我父亲在这里面提出了抗日的一大战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人打持久战。”这个提出来,被军事委员会采用当做最高指导原则。那时我父亲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因为日本人那么强势,他们要闪电战,马上解决,如何解套?如何来对付他?无法正面跟他作战,那么化整为零,积小胜为大胜,不跟你正面作战。中国大,而且西南这边交通不便,日本人现代军事配备战车很难开进来,所以把日本人的补给线拖长,消耗日本的军备和国力。
父亲将为湘北会战之最高统帅,在武汉军事会议上,他提出“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巨策。
我父亲研究各国战史,尤其是拿破仑侵俄战役而受到启发,当时法国是强势军队,横扫欧洲,打到俄国的时候,俄国人就拿这个来对付拿破仑,把拿破仑的军队往俄国内地拖。虽然俄国牺牲很大,莫斯科全部被烧,很惨烈。可是把法国人补给线往里面拖,拖到里面去,补给线那么长,后来冬天来了,法国军队冻死了,把拿破仑打败了。我父亲由此对付日本人也是这一套,这个战略成了抗日最高原则,坚持了八年抗战。当然,打这种仗对中国消耗也非常大,有时候整个城都烧掉毁掉,非常惨烈。这(照片)是我父亲提出战略的同一天。
我父亲参加的著名战役包括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最有名的除了台儿庄战役,另外一个是“昆仑关战役”。1939年,日本人把中国的海岸线封锁,战略物资没有办法从海路运进去,就从陆路、从越南经过南宁运到广西。这是唯一一条战略补给的路线,日本人要切断中国的补给线,发动了“桂南会战”,从广西往北边打。昆仑关在南宁近郊,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要塞,要打南宁就要占领昆仑关。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昆仑关,国军如何把昆仑关打下来?这是抗战里最有名的攻坚。我父亲担任“桂林行营主任”一职。他管辖了四个战区,第三、四、七、九战区,中国西南一大半由我父亲总指挥。在指挥昆仑关这一战,由我父亲主导,指挥杜聿明打。
大陆曾拍摄过两个重要影片,一个是《血战台儿庄》,另外一个是《昆仑关浴血战》。刚好这两个片子是我父亲做总指挥官,不过电影没有讲得很清楚,电影一个突出李宗仁,一个突出杜聿明。
一九三九年,桂南,父亲指挥桂南会战,赢得昆仑关大捷。出师前检阅部队,父亲(右八)与国军将领合影。
不过照片可以说话。这张是昆仑关要出师之前拍的,这些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尤其是杜聿明那个军——第五军,第五军是“中央军”里面很重要的军队。它的军备是美式配备、机械化的、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我父亲要攻坚的时候,要敌人两倍的军力才打得下来。我父亲请求把杜聿明的军队调过来打这一仗,第五军最后果然打胜利了,但是也打得非常惨烈,双方死伤率都很高。出师之前,我父亲已经把战略跟他们商量好了,最后打下来了。日军死伤差不多五千,日军的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阵亡。第五军牺牲也不少,死了五千,伤了一万多,所以很惨烈。这一仗的意义,遏制了日本人从广西往北上,把时间延长了五年。但最后“桂南会战”以后南宁还是丢掉了,可是日本的气势已经磨掉。八年来,中国军队真正的胜仗不多,大规模的会战有二十几次,小规模战争上千,整个战争的确非常惨烈。
死伤两千万:抗战“惨胜” 无从喜悦
战争结束后在昆仑关立了纪念碑,我父亲写了一个很长的碑文。现在还在南宁,我最近请人去将这张照片拍下来。
八年抗战,中国牺牲很大,根据统计,光人员伤亡就两千万以上,财产损失无法统计。官兵的死亡近三百万,国军的将官(少将以上)有206位牺牲;很有名的就像张自忠将军也阵亡了。的确是血肉长城,中国的军备处于劣势,拿什么去抵抗,就是意志力。二战的时候,法国投降了,亡了。中国挺下来,这八年抗战相当不容易。飞行员都是各种精英凑起来的,打得很英勇的,4500多位驾驶员死亡……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南京,冷欣中将代表将日本降书呈献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
前排左侧:孙科(一)、于右任(二)、戴传贤(二) 前排右侧:冯玉祥(一)、程潜(二)、父亲(三)
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南京受降,从照片中看,将领们齐聚南京——这位是冯玉祥(前排右侧一)、我父亲(前排右侧三)、于右任(前排左侧二)……抗战胜利了应该很喜悦,可是看起来他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一次胜利是惨胜,打得国困民贫。时间也长,整整八年,加上“九·一八”,整整十四年。中国曾经历这样的战争,应该把它好好记录,还原真相,鉴往知今。如果对过去不了解,也就无从判断未来。中日抗战史应该好好记录下来,还原历史。
我今天讲的只是我所见的一面,父亲参与的还有很多国军重要战争。这个战争,我觉得应该从很高的高度来看,全民抵抗外来入侵的一场圣战,整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一场战争,这个要厘清。我们参照西方,西方在二战以后做过诸多记录,影视方面出过诸多书籍,我们也要将空白之处填补,这可能是全世界的华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我这本书出来也是从我父亲参加的战争这个角度来记录。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关于抗战的书籍,尤其是影视方面的,还有照片的记录,有一个完整的中日战争的记录。我觉得了解历史不是要报仇或者煽动仇恨,绝对不是。要了解才有理解,有了了解、理解才能谅解,否则中日关系将永远在一个很模糊的地方。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其实是息息相关,上个世纪发生这么不幸的大悲剧,我们都要汲取教训,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理清,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我做的只是一个很初步的记录。也希望大家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更关注,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与讲座现场观众交流
观 众:李、白、黄三个桂系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他们在广西的时候合作这么好?都是带兵、搞
武力的人,有的去国民党中央任职,有的在大陆共产党统治之下,黄绍竑这个时候留在
北京了,李宗仁去美国了,白崇禧将军去台湾了,三个领袖人物走三个不同的道路。最
后李宗仁1965年又回到大陆了,白崇禧将军一直在台湾。他们三个人合作这么好,在政
治上他们走不同道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影响他们?内讧、自我瓦解啊,本来他们面对
着外部强大的实力。为什么他们合作那么好?
白先勇:最初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后来黄绍竑到中央去了,后来黄旭初代替黄绍竑的位
置,李、白、黄,这三个人的合作有点像以前的桃园三结义,他们自己的革命感情。我
父亲跟李宗仁互相的互动,刚好互补。他们两个人的确是相当的融洽,刚好互补。两个
人的合作,像台儿庄、北伐,都有相当辉煌的战果。后来因为蒋介石跟李宗仁之间非常
剧烈的冲突,我父亲夹在中间,很复杂。你再看我那本书,讲得更清楚一点。
观 众:您父亲离开大陆有什么思考吗?他离开大陆的时候共产党也是争取他的,他经过犹豫之
后还是去了台湾,他经过怎样的思考?第三,大陆有一些野史说他的死亡是非正常死
亡,不知道您的家族是怎么看的?
白先勇:我父亲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从军事的眼光来看,他认为国民党主要原因,他认为
原因很多、很复杂,像抗战以后国困民贫,国民党内部政策都有问题。从他军事家的看
法,最主要的原因是军事失利,军事失利又由于战略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第一个他认
为最大的错误在1946年在东北的时候第一次四平街战争,跟林彪打,国军已经胜了,我
父亲是极力主张乘胜追击,把哈尔滨打下来。后来因为马歇尔调停,蒋介石自己对林彪
的军队的判断错误,片面自己停战。我父亲认为那是一个大错误,应该继续打下去,我
父亲一直认为引以为憾,军事失败从东北失败,1946年,那个时候国军还是占了绝对的
优势的。第二个问题,我父亲1949年12月30号从海南岛飞台湾。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他
要到台湾去。因为他跟蒋介石那个时候已经分裂,已经处得非常矛盾了,原因也很复
杂,从徐蚌会战下来,还有蒋介石下野。他到台湾去他不是跟蒋介石去,因为从他一生
看来,当时他18岁就参加辛亥革命,他见证了民国的诞生。他北伐的时候又是他最后统
一中国,最后完成北伐。中日战争他又整个打了八年的仗。国共内战,他跟林彪最后打
到广西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最后他到台湾去,他是完成他自己的信仰,他说,我到台湾
去是向历史交代。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还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共军随时渡江,他可
以到香港、到美国、到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他最后选择台湾。我想他认为他自己在台
湾是死得其所,因为民国也是他自己的一生。最后,很多流言说我父亲是被蒋介石毒死
的。那个完全是谣言,他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的确他在台湾24小时都被台湾监控,可
是,他不是被蒋介石毒死的。他下葬的时候还是按照国葬的仪式,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
陆军上将,他还是按照国家的标准。
白先勇弃武从文:秉承父辈教诲苦读书醒思文化
子弟教育:白崇禧逼迫儿女读书却不强求儿女之志
观 众:白先生您好,您今天更多的是讲到战场上的白将军。我更关心的是在家人眼中的他生活
中的状态是怎样的?尤其是我们外人看不到的。比如说他的爱好和性格。
白先勇:我这本书是两册,第一册就是“戎马生涯”,是他的前半段。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都在
打仗。下半部“台湾岁月”,那里面有一章叫做“家族亲情”,写了他跟我祖母,跟我
母亲,跟我们十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跟朋友的关系。简单说,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整
天逼着我们念书。我们家十个兄弟姐妹的地位是以成绩单来排的。他前面打仗,打电话
回来问我妈妈,老五怎么样,老七怎么样,念书怎么样?我想他小时念书挺苦的,我祖
父死的早,家道中落,所以他小时候在很艰苦的环境中苦读出身。所以他认为,我们也
应该像他那样子,要拼命念书。他不光自己努力,当他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清寒
出身的年轻人,努力向上的,他都去帮人家。这跟他自己的身世有关,他喜欢提拔后
进。我姐姐的一个同学,他现在可能还在,应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叫李崇桂,我们跟
他非亲非故,因为他在班上的成绩好,尤其是数理成绩简直像天才。我父亲在抗日的时
候,因为他是天才学生,就把他跟我们一起带到重庆去,供他念书,后来他考上了清
华,在清华当物理教授。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小时候吃饭的时候,我父亲突然
间让她背九九表。我姐姐说自己很老了还在做噩梦,爸爸逼她背九九表。所以我父亲对
我们念书是逼得很严,他很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不念书。
观 众:您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之家的子女,为什么没有一点想走向军事道路,也当将领,也像
父亲一样,而是完全走向别的道路了,走上文学创作,文人的道路。当年您父亲有没有
教育过这些子女,你们有没有谁要接我的班,要从军,您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
白先勇:我自己觉得父亲还算开明的,不干涉自己儿女的志向。我的上一个哥哥学军,有他一个
就够了。
观 众:白先生,您好。白将军是我这一生非常崇敬的一名军人。因为我也是一名军人,一名共
军的军人。白将军除了他一生高超艺术般指挥令我佩服。白将军的书法我特别推崇。白
将军一生戎马,他一辈子都在打仗,怎么才能在一辈子打仗中把书法练这么好?
白先勇:我父亲小时候也是念私塾出身,四书五经,传统教育的那一套。他自己很爱念书,爱写
字。把他叫做“小诸葛”,我想他心中也喜欢人家称他儒将。他大字写得蛮有力量,
“仰不愧天,忠肝义胆”是他在台湾、台南为郑成功提的字。我们小时候,我父亲逼着
我们写字,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不及他。我们的书法都不行,他的字相当不错。一来是
他们那一辈的人爱练书法;二来,别人常常请他题对联,他到处写了很多对联,他常常
题,我想这也是一种练习。
观 众:白将军戎马一生,基本上是您的父亲在主持家庭许多事务,请问您的母亲对您及您的兄
妹成长有哪些影响?对您的家庭观是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九五五年二月下旬,父亲母亲结婚三十周年纪念。
摄于松江路一二七号家门口,这幢房子是他们最后患难与共的地方
白先勇:是的,我母亲和我父亲一结婚就开始北伐。我的外祖父在清朝做官,母亲生长于官宦之
家,本来在家里面闺中做小姐,后来一结婚了就上战场,也把她磨炼得成了一个军人
之。我父亲不管是后来北伐完了,蒋桂战争,他流亡到安南,也是我母亲一起逃难的。
日本人打仗,湘桂大撤退,我们家是最后一批出去的。也是我母亲带了我父亲两家七八
十口出去的,我祖母九十岁,我外婆七十几岁,我的弟弟还抱在手上。我父亲在前面打
仗,后面家里的事情我母亲一个人撑起来,她也担了很大的重量。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军
人、一个将军的妻子,不容易。而且我父亲的政治环境那么复杂。我在书里面有一张照
片,他们两个人结婚三十周年在一起的时候拍的。我记得那一天亲友都来了,我母亲讲
了一段话:“我跟白先生今天三十年,我们可以算是患难夫妻”。讲完了她有点感触,
我想他们两个的确是患难夫妻。我母亲的个性非常豁达、非常开朗,是很拿得起放得下
的一个人,很勇敢的。年轻时候,她的个性也很强。她最开始是念私塾的,她不喜欢私
塾教育这一套。后来她又进入新学堂,是那个时候新的思想。整个来说,她虽然接受新
思想,她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还是旧道德那一套,让我们对人待物,对我们影响真的很
大。有意思就是,我们十个人前面八个都是我母亲带大的,后来到了台湾去了生下我两
个弟弟,我父亲到台湾去,没有军队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个闲职,他就来管孩子
了。管我两个弟弟,两个弟弟都不听他的话。我母亲在旁边,我母亲有一次笑我父亲
说,我带大了八个好好的,你连两个都搞不定。我母亲带我们有一套的,她大地方抓得
很紧,小地方就算了。她很热情,是很热爱生命、拥抱生命的一个人。
台湾文化:面向传统重新评估孔孟学说
观 众:白先生你好,我是从桂林来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所以我是您的老乡。我在桂林看到了很
多关于民国的地方,您觉得民国时期的桂林是什么样子的?您还会说桂林话吗?您去桂
林的时候还去过什么地方?
白先勇:在桂林,在民国时期有几个阶段。三十年代的时候,我父亲他们回到广西去,建设广
西,那是我父亲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段。我父亲是一个军事家,他打仗有战略,但另外
一方面他还有政治抱负。他在广西的时候希望把广西变成一座现代化的省。从军事、教
育、文化、经济各方面数管齐下。后来广西在不到七年间变成了全国有名的“三民主
义”模范省。胡适他们到广西去参观都印象很深。南宁、桂林都是治理广西的中心。后
来在抗战的时候,很多地方沦陷,很多知识分子都跑到桂林去。所以桂林在抗战的时候
有“文化城”之称,那个时候巴金、欧阳予倩等很多作家、文化人到了桂林。桂林有一
段在文化上相当的重要。后来日本人打到桂林的时候,把整个桂林烧掉了,一片火海,
都是后来重建的,所以战争对桂林影响很大。我们是那个时候最后一批撤退的,我印象
还很深刻。湘桂大撤退时,我们坐火车逃到桂林,火车三层都坐满了,跑都跑不动,日
本人整天在后面追。人坐在火车上,火车进山洞时,山洞太低,有的人很可怜,一下子
把人的头都给砍掉了。湘桂大撤退,桂林一片火海,桂林装个烧掉的,后来是重建的,
所以战争对桂林影响很大。
我会讲桂林话,我们在家里面都讲桂林话,乡音未改。我几十年后,回到桂林,我
讲桂林话比当地桂林人还纯正,因为我是老桂林话,现在有一点变音了,变得杂起来
了,我们那是真正很纯、很土的桂林话。
观 众:请问您对台湾、大陆传统文化传承有什么看法?很多人说大陆传统文化在台湾,您怎么
看?
白先勇:台湾因为没有经过一些政治运动,传统文化基本上还保存着,也没有去特别地要抵毁
它。最重要的是,台湾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儒家思想人与人的关系,怎样对待
人。大家到台湾去感觉到一点,台湾还是蛮传统的一个社会。第二方面,台湾对于佛教
的保存比较好,佛教对台湾影响很大。儒家思想、佛教思想,这两个很重要的中国传统
的价值观在台湾深入民间。现在有一个倾向,对孔孟的学说,还有儒家思想,我们又重
新评估了。可能中国人骨子里面最深的地方,儒家的思想影响还是大的。孔子教人的几
句话,我们现在还是挺有用的。他讲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价值。
之所以我常常到中国大陆来,刚才有一位学生讲,我在推广昆曲,昆曲是中国传统
文化非常重要的、非常美的文化,我们如何恢复我们传统文化中美的东西。所以我很高
兴,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尤其在大学里面,在北大开昆曲课,希望恢复我们的传统文
化。
传统戏剧:融入现代元素勿让科技伤及古典美
观 众:近期在两岸三地有一些新戏曲在北京的大小剧场上演。有的能够保留传统,有的加入创
新,还加入了话剧等其他元素。但是舞台效果不尽如人意。作为中国传统的戏曲、戏剧
艺术家,您认为中国的戏曲在新时代应该如何发展?
青春版《牡丹亭》柳梦梅/俞玖林 杜丽娘/沈丰英 摄影/许培鸿
白先勇:如果各位有看过我制做的《牡丹亭》和《玉簪记》,我希望在传统的戏剧基础上加入一
些现代的因素,我们非常小心的,我有一个原则:“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
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我们在古典戏曲的美学基础上加入现代舞台的一些技
术。现代舞台的灯光都是电脑控制的,怎么利用现代科技,而不让科技来伤害到我们古
典的美学。这是大原则。至于怎么做,很复杂,也要很小心。这是我做《牡丹亭》和
《玉簪记》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喜爱,我们这个地方做得比较成功。
观 众:我想问一下,在上海有上海话版的《永远的尹雪艳》上演,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第二,
有将您的一些小说,比如《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编成新派的昆曲上演的想法
吗?第三,我们知道齐邦媛有一本回忆录叫《巨流河》,你以后是继续以你父亲的角度
来书写民国吗?有没有想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写一个回忆录似的东西?
白先勇:我有一些小说改编成了影视、电影、舞台剧。最近在上海,我的小说《台北人》的第一
篇《永远的尹雪艳》改成舞台剧,是用上海话演的。他们说在上海演出之后,会到北京
来,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讲上海话的,但是没关系,有字幕。第二个问题,好多人
提出来,昆曲可不可以创新,其实要创新很难,因为昆曲的唱词都是曲牌,曲牌都是古
诗,现代人写古诗的能力一般不够,所以创作昆曲是难的。不过我们现有的一些经典已
经很多了,改编都来不及。有一本书很多人都看过,齐邦媛先生写的《巨流河》,也是
回忆抗战这一段的生涯。我以后写,可能还会写一些关于我父亲、关于民国的事情,不
过我也会写别的。
观 众:白兄,您好。我叫杨安,我可能是听今天演讲的与你家里最有渊源的一个人,我的五爷
爷是你父亲的秘书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先生是长官,我的五爷爷是秘书长。1949
年,我父亲是民国衡阳师师长,你父亲的华东军政长官公署撤到衡阳的时候就是我父亲
接待你父亲他们。我搜集到很多民国的公文,很多记录我父亲跟你父亲之间的来往,还
有一些民国的报纸,也是我父亲跟你父亲,我五爷爷跟你父亲互动的新闻报道。你父亲
1949年国民党的败退与中共渗透到国民党集团里面,造成的一些影响和损伤有没有关
系?我今天给你的一份民国报纸里面有一份资料,你父亲1949年去台湾一次,随行人员
有三个,一个是吴石,吴石是国防部副部长、司长。他是1950年在台湾被枪毙。他有一
张最著名的照片,枪毙之前签名,旁边还有一个姓朱的女的,也是共党的地下党,吴石
在你父亲去台湾的时候他是国防部的局长。在你父亲担任国防部部长任内提拔他做次
长,也就是副部长。他是共产党,中共地下党。你父亲身边最亲信的一个人之一是一个
中共。第二个是蒋经国,蒋经国应该不是中共,他大概是苏共。第三个,你父亲的少将
秘书杨受琼,杨受琼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我父亲在1951年写的传记类材料里面写了杨受
琼跟你父亲去了台湾,一直到1966年他在台湾跟你父亲仍然有互动,他一直留在台湾。
但是我父亲听人家说,他是中共的地下人员。这个文件我给您了,这是我父亲秘书写的
手稿。你父亲四个人一起到台湾,中间两个最亲信的人居然都是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
当然您刚才说杨受琼先生你认为不可能。但是我的书面材料给你了,我们可以再思考一
下。如果他是中共地下党的话,杨受琼是跟了你父亲十几、二十几年的贴身秘书。白崇
禧将军回忆录口述记这本书里面前言都提到,大部分都是杨秀琼先生在操办的。如果杨
受琼是一个中共,再加上国防部副部长是一个中共,等于在你父亲身边两个这么亲信的
人都是中共。我想,你父亲当时未必看得出来。包括杨受琼先生,在1966年你父亲去世
之前也可能没有看出来。但是吴石被发现了,1950年被枪毙了。所以在军事方面,会不
会有共产党的渗透?可能你父亲任何一个军事计划共产党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吴石作为
副部长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唯一的最贴身的少将秘书在身边,他什么机密共产党应该都
知道。所以我想国民党失败与共产党渗透会不会也有关系?
白先勇:我到大陆来,晚上在旅馆里面打开电视看,都是间谍片,好像间谍是万能的,无孔不
入,都在渗透。这个很戏剧性,很好看,我也爱看,看共产党的间谍。刚刚杨先生讲
的,吴石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吴石是那个时候的次长。杨受琼是我父亲贴身的秘书,他
绝对不是间谍。我们认识他的,如果他是间谍的话,这个人整天大嘴巴,整天乱讲,恐
怕老早就曝露自己的身份了,他可能不是的。我想中共那个时候是以间谍、地下工作起
家,的确很厉害。
杨 安:我父亲的文件里面写了,是湖南省民革的一个负责人许松圃,他见到我父亲的时候说:
“你认识杨受琼吗?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他是我们的人,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
的名字是化名。”这个原文我给你了,琢磨一下很有意思。当然也有可能杨受琼后来不
干中共了。
白先勇:据我了解,杨受琼先生大概不是。是的话,我想在台湾也已经像吴石一样被发现了。不
过我在想,的确有一些情报出来,那个时候中共派了很多人去渗透,互相都搞间谍战,
我觉得连续剧编得很好看。
《台北人》标志着白先勇小说的成熟期和高峰期,集中描述了在今与昔、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断层中挣扎、失根的中国人。饱含历史与人生的沧桑,充满清醒和无奈的叹息。
白先勇表示:1965年在美国爱荷华州开始写《台北人》时,第一篇就引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开始创作时并没有想要写民国史,但脑海中已有了历史架构,之后再回想,自觉应是潜意识让自己用文学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台儿庄大战等沧桑历史,以小故事给串连了起来。
《父亲与民国》用历史写历史沧桑
白先勇说:“白崇禧是民国史的一部分。”“父亲白崇禧赴台是为了向‘历史’交代,与民国共存亡。”“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不是历史就是伪史,讲述‘父亲与民国’就是为了还原历史。”“看了好多别人写的父亲传记,感觉我都不认识他了,所以我要自己写一本。”
民国命运,自始多乖,内忧外患,从未停息。桂系名将白崇禧,在整个民国期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着时代的阵痛,其个人命运也风云际变。前半生戎马倥偬、气冲霄汉,后半生闲居台湾、淡泊自适。英雄迟暮,印证着时代的沧桑和悲壮。
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白先勇说:“时隔五十年,回头看,两本书的确互相照应,自己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父亲与民国》我年轻的时候恐怕写不出来,我那时候写文学,是一种感性,而现在是很多的理性在里面。”
“民国史是我们整个民族一部分的历史,比如说我们的抗战史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是整个二十世纪外族入侵,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我们也不能责怪日本人,要他写真正的历史,我们自己先要把真正的历史写清楚。”
与白先勇有约
讲题:文学与历史: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
时间:9月22日(周日)14:00-17:00
地点:美国洛杉矶太平洋棕榈大酒店
主 题:昆丑的表演艺术-以《活捉》、《下山》为例
主讲人:刘异龙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
陈均老师: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上一次见到了“唐明皇”蔡正仁老师,今天就迎来了“高力士”刘异龙老师,今天来的嘉宾还有江苏省昆剧院李鸿良老师,刘异龙老师可以说是当今最著名的昆剧丑角艺术家,李老师是这位著名昆剧丑角艺术家的弟子。关于刘异龙老师的艺术我们的课程材料上面有评论他的文章,除了这些特点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刘老师他的昆丑是最好玩的,而且了解他之后就会对于昆曲的好玩有更深的认识。刘异龙老师怎么超级好玩法呢?待会我们来比较。刘老师的戏大家都看过《活捉》,还有他的《下山》,以及他的“高力士”,这些角色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请刘老师来讲昆丑的艺术。
刘异龙老师:我叫刘异龙,大家都知道了,我多大的岁数大家都不知道,今年74岁。今天我很高兴,“我是以一颗非常虔诚的心向我们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深深鞠一躬。”我在香港说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在香港讲课的时候,正好在演《北大百年》这个节目,分了好几期,我一直在看,一直在学习。其实蔡元培先生在1940年就离我们而去了,我正好是1940年生的,我们家祖宗十八代没有一个唱戏的,我就是看在唱戏管吃管穿,管读书,管学习,一个钱不用花就可以了,我就在1954年3月1日考进去戏校了,高歌一曲《东方红》,我就成为一个昆剧学员。
所以今天我讲了前面很多啰嗦的话,但是我也有真心话,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我跟大家在一块,我们好像同辈一样,你们都是我的老师,为什么?你们都是大学生,在下小刘小学毕业,你说我是不是你们的学生呢?应该说是的。尤其算术我头疼得不得了,根本不愿意读了,好在戏校学习不用算术。所以我能有今天就有一个大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传字辈老师的新生,没有传字辈的老师也就没有我们昆大班的存在。昆剧传字辈的老师太苦了,我说句老实话,我的老师华传浩老师和周传沧老师在解放前跟解放初在干什么呢?华老师先是转行学京剧,拜刘斌昆为师,因为他平时念的是苏白,京白讲不好,没有很大的起色,后来卖菜,挑着担子卖油菜。我们的周传沧老师从小身体不太好,老生病,帮人家算命测字,代写家书,但是共产党来了,解放了,他们都有了固定的收入。把我们都招到上海戏校,待自己的学生像亲儿子一样,把他的招数全教给我们,把他的戏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所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传字辈也没有我们这一辈。
80年代的时候,当年我记得搞昆曲的是“八百壮士”,上海四行仓库抵抗日本侵略也是八百壮士,我们现在解放那么多年,长到一千多个壮士了,但是比起13亿人口来说还是非常渺小的。说到这我也要谈谈我的“中国梦”了,我不能拿枪打仗,也不能造人造卫星,我只能把传字辈老师传给我的东西,怎么继承好,怎么传承好,这就是我的“中国梦”。今天来这讲课也是我的梦想,北京大学,大家想想看,新文化运动的堡垒,过去文言文跟白话文斗争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蔡元培领导大家。所以我心里认为他是非常稳当的,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从1954年学戏到1961年毕业,再到2000年退休,现在我已经退了快十三、四年了,我还能干什么?我干不了什么了,但是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要普及昆曲,让大家都知道昆曲、了解昆曲。昆曲是我们中国百花园中永不凋谢的兰花,昆曲是一个好东西,希望大家通过我的演讲,跟大家交流,跟大家切磋,让大家能够了解了解昆曲,哪怕了解这么一丁点,我的梦想就完成了一点点。我不要求大家都成为昆曲专家,那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成为昆剧专家,只不过是一个演昆剧丑角的刘异龙而已。我今年74岁,我精力还可以,今天给大家讲的两个戏,一个是《下山》,俗称《小和尚下山》,一个是《活捉》,又叫《情勾》。
我第一个戏讲《下山》,《下山》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孽海记》中的一折,作者是无名氏,为什么要叫无名氏?现在都要名要利,他不要名,他也不敢要名,如果被官府抓着了,那就要万剐凌迟,那时候没有铁丝,就是竹篾编的竹席子,把你人放在里头,勒紧了,肉暴露出来了就拿刀削。所以他就说是无名氏做的,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无名氏到底是谁。因为昆剧的《下山》在当时算时剧,来源于江西的弋阳腔,所以为什么一直传到现在,主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但是喜闻乐见的有些老百姓欢喜看里头黄色的,比如说《下山》这出戏,我们昆剧有“五毒”,有蜈蚣、蝎子、蜘蛛、癞蛤蟆、蛇,这个《下山》里头就有“癞蛤蟆”的动作,不太美观,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戏,一定要从人物出发,所以《下山》这出戏传到我这的时候,华传浩华老师已经从头到脚都清理干净了,首先从剧本进行大扫除,这很重要,“剧本剧本一剧一本”,哪怕是一个小戏,当年要演45分钟,快也要演30分钟,清扫干净,去芜存菁。把小和尚这个人物变得非常纯真,非常漂亮。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信佛教,这个小孩小时候身体非常弱,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他妈妈信佛,到庙里说了,庙里师傅一看,这个小和尚不生病的时候还挺讨人欢喜的,挺漂亮的,就说:“那这样吧,到庙里来我来给他调理调理,就出家算啦。”就这一句话,小和尚改为本无,就在庙里出了家了。这个很奇怪,常言说得好,青菜豆腐保平安,小孩只能吃素了,不见荤腥,也不吃鸡,小孩的身体一天天的壮起来了,而且这个小孩挺漂亮,身高也不错,这样的一个小和尚在庙里茁壮成长,一直长到15、16岁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又率真,非常纯的心,因为老在庙里待着嘛,不纯也得纯呀,他没有跟社会接触过,真的纯净得像一滩清水一样,看到底儿,没有什么假的,但是有一天他长大了,被带出去找施主化缘,他路上看到村子里面男耕女织,夫妻关系非常好,还带个小孩一块戏耍,非常开心,真是天伦之乐啊!在他情窦初开的时候,就想这个日子我怎么不能过呢?所以在他心理就打起了小九九。人呢,心之官则思,他就要想了。师傅问他:“你这回回来了,有什么收获?”其实他化缘化了蛮多钱了,他说:“师傅,路过那个地方,那个人很漂亮哦。一个姑娘在纺纱,确实是好漂亮,细皮嫩肉的,她很漂亮。”师傅:“漂亮什么!这女人就是老虎,弄不好要吃到你的。”小和尚:“老师,她不像是老虎啊。”师傅要吓唬他,让他不要想这个人了,出家人六根清净。但是不想行吗?我也是过来人,我年轻的时候免不了的,我也想啊,怎么会不想呢,不想就不是人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小和尚他想起了一个十年计划,什么十年计划呢?我就把他的唱、做,念给大家听,他的唱词是这样的。
本无:【赏宫花】和尚出家,受尽波查!被师父打骂,我只得逃往回家。
一年,二年,养起头发; 三年,四年,做起人家;五年,六年,讨一个浑家;
七年,八年,养一个娃娃;九年,十年,只落得叫,叫我一声和尚我的爹爹,和尚爹爹!
接下来我要进行表演了。岁月不饶人(擦汗),过去演一段这算什么呢,现在就算事了。这个小和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事情在发展,那一天师傅、师兄把他留在家里,“这个小子不能让他出去了,这个心都开花了,留在家里守家。”师兄、师傅出去之后,连烧火做饭的人都到山上去砍柴去了,一个人都没有,他想想我的十年计划怎么解决,一琢磨今天师傅、师兄都不在家,我走吧。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文化大革命时候是有的和尚都散伙了,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拉着三个孩子再回到庙里来吧。他走了之后呢,在下山当中,下很大的决心,整个戏里头下来一段唱,“我就拜辞了菩萨”,我可以唱给大家听听,这个调门唱的D调,最高的要到D调的高音re,我唱两句给大家听听怎么个高法。
本无:还是逃下山哪去!我就拜辞了菩萨,拜辞了菩萨!
要这个调门,如果边唱边做很辛苦的。我再跟大家说,这个戏有意思在哪里。回忆起在1961年,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61年我刚毕业,到香港进行演出,海报贴出来,《小和尚下山》,那可不得了哇,香港的和尚尼姑都上大街游行啊,你也不能说他们不对,他们说了,我们出家人整天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要普度终生,要让大家都过好日子,就牺牲了我们,青灯一盏伴我眠呀,我们可不可怜啊,我们太苦了!我出家不是为了以后成为亿万富翁,不是那么回事,你现在来了一个《小和尚下山》,小和尚下了山不算,跟一个小尼姑谈恋爱,两个人还做夫妻,太伤我们的心了,不能演《下山》。这下香港的领导也着急了,这个戏不能演,外面游行游得厉害啊。那怎么办?作为我来讲我心里很难受,练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到香港来一次,居然没有这个机会了,那怎么办?自认倒霉,不演算了。事情又有了转机,这回坏事变好事了,我们香港的新华社就找他们大和尚、大尼姑跟他们谈,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宗教自由,绝不反对宗教,中国的教多得很,除了一贯道是坏的,现在法轮功也是坏的,佛教、藏传佛教、天主教、耶稣教我们都支持,我们还拿钱出来支持他们,你们放心,这个戏是大家玩玩,开开心,这样吧,我们第一场演出把大和尚、大尼姑都请来你们看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真的不好就不演了。好了,坏事变好事了,异龙同志积极准备登场。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能够让我露一露啦,能够为港九的观众服务服务了,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有小九九,这下我要是演好了的话,刘异龙有点花头啊,对我的艺术上就好啊,艺术上就会有一个飞跃。结果一演下来,老尼姑、老和尚、大和尚、大尼姑,一看都拍手,演得真好。这叫什么?这叫艺术的魅力,他说他们可怜对不对,对,一点都不假,但是小和尚、小尼姑何尝不可怜?他本身没有非要出家,小和尚身体不好,后来身体好了,我要过“人”的日子,小尼姑她也要过“人”的日子,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路上碰到的时候相互窥探,结果捅穿了一张纸,两个人要好了。
但是这一出戏,有人说《下山》这出戏是戏保人,就是戏好,戏本身就热闹,所以刘异龙这小子受欢迎,戏保了他。其实我心里很明白,《下山》这一出戏确实是戏保人,如果你没有矫健的腰腿,没有一个漂亮的面孔,一条好嗓子,你怎么演啊?小和尚的剧照放一放。
嘿,你看这小伙子,我也很欢喜他。那时候的照片有彩色的了,这张照片上了英国的《大百科全书》,而且这出戏演遍了美国、德国、新加坡、英国、瑞典、丹麦,都演这出戏,但是外国人还真的能看懂,都欢喜这出戏。但是我们国内也有一个人一定要看这出戏,有一个人叫班禅额尔德尼,听说你们的和尚和尼姑结婚了,有这么一个戏我要看。我这出戏是在北京民族宫晚上四折戏我是第三,结果总理下指示了,让《下山》放在第一个,不能放在第三个。班禅额尔德尼很开心,中国的和尚能够结婚,我们藏族的和尚为什么不能结婚呢。结果到了以后,(总理叫他)就在贵宾休息室聊,聊到我已经下了,观众拍手了完了,秘书进来:“总理你要联络的事情联络好了。”什么事情啊?《下山》已经完了,可以让他进去看戏了。后来班禅额尔德尼看了半天:“你们中国的和尚怎么还没有出来,哪去了?”“哦,是这样的,前面有一个演员身体不好,所以把这个戏倒了个个儿。”所以班禅额尔德尼一直没看过。但是这出戏我们国家所有的领导人都看过,所以我很带劲,我对这出戏有很大的想法,我太爱这出戏,这是我刘异龙学小花脸第一出戏,也是华老师第一次教我这个戏,所以也是有很深的感情。
再下来他的十年计划怎么解决?所以我说他纯,好小孩,他最后要离开和尚庙的时候,他想起来了,我人虽然走了,师傅给我的衣裳我得留下,所以他唱了一段“我就脱了袈裟”,这段唱也是蛮好看的,这个也是四二拍,我给大家唱一唱。
本无:【江头金桂】我就脱了袈裟,把那僧房封锁,从此丢开了三昧火。
师父,师父!非是我背义私逃,做僧人无妻无子,终无结果。
我想出家的所在,乃是陷人之处,我把陷人墙围,从今打破。
跳出牢笼须及早。叹人生易老,叹人生易老,为人必须勤劳。
想当年牛郎织女多美好,男耕女织乐逍遥,男耕女织乐逍遥。
要演好一出戏难不难?说实话,为了这出《下山》我是费尽了心思,有些人就说了,不是老师教你的吗?对了,老师教到这个程度你还要向前发展,你要不断的进步吧。问题来了,大家看,这顶帽子我们昆剧叫“鹅得头”(苏州话),是一个硬的,不是软的,当年传下来的帽子,这不是有一个圆的嘛,他做了一个孔方兄,是个钱,钱谁不要,但是在舞台上,这里是个钱,在帽顶上又是一个大的钱,你说这个钱搁在这好不好?好,他为什么要搁钱?因为头上带顶帽子演下来要出汗,它通气,前面和上面都通气,缓解热量。但是我想不行,画一个钱不行,结果找师傅托人画,在画的花的旁边用镶天蓝色的条,镶到这就好看了。
另外小和尚过去的扮相又是什么样的?污秽不堪。你们现在这个小和尚还蛮体面的,但是旧社会的小和尚什么样呢?络腮胡,流鼻涕,咧嘴,眼屎,服装外面是僧衣,所以华传浩老师下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个东西全删除掉了,所以传给我们的时候,没有了。尽管在旧社会说是“五毒”,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尼姑就是天鹅肉,所以这种动作观众非常欢喜,都叫好,他上身不动,下身动,想想这是不对的,不能用,所以后来把服装改成天蓝色的僧衣,在化妆上通通改掉,画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后生,观众也接受,小和尚就应该是这样。但是行家就说话了,刘异龙扮得蛮漂亮的,但是不对啊,他的身段全是小花脸的身段,怎么跟这个脸结合起来呢?他们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火,华老师说:“阿龙啊,这样,你在这儿(鼻梁上)画一块方的,就完了。画了个方的就等于是小花脸了,跑不掉了。”但是作为我这个人比较爱思索,也爱想,到底怎么办?画个方的也不合适,凭什么要画个方的?为什么要画方的?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想怎么办,他不是小和尚吗,小和尚天天干什么事呢,他除了打扫、挑水,他还要念经,念经要敲木鱼,茅塞顿开,第二天拿纸笔就坐在这画,因为木鱼是一个立体的,现在把它平面化,画一个木鱼的样子,在木鱼中画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画一个红嘴儿,在红嘴下面加一个黑的套起来就有立体感,后来我一琢磨,在纸上一画,有把握了。“华老师我想起来了,你说画豆腐干,我觉得还不太满足,现在我是这么画的。”他就说苏州话:“你这个小子挺会动脑筋的。”我说:“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要符合小和尚的人物需要,所以这儿(鼻梁上)画一个木鱼,人家一看会说这个是一个和尚,而且是一个小和尚,所以要画一个木鱼的形状。”
还有,我们演《下山》的时候要穿一双朝方,这双鞋已经改造过了,原来的朝方,外表是黑缎子的,里面是龙头细布的,你想这出戏累的是头昏脑涨啊,光脚穿靴子,演的过程中还要过河脱靴子,演到过河的时候,靴子里面早就湿透了,这个靴子脱不下来,我汗腺比较发达,腿这全湿了,比打一场篮球还累,怎么拔都拔不下来。结果我又动脑筋了,跑到上海市的戏剧服装店,找到老师傅商量,我说我这个靴子里面龙头细布外头是缎子的,怎么弄才好呢?脱又脱不出来,最后洗完脚又穿不进去,能不能不用龙头细布的?牛皮太厚,猪皮太硬,你跟我做羊皮的行不行?老师傅说:“做羊皮的可以,价钱厉害啊。”我说:“价钱你放心,我不会少你一分钱。”果然,他说做牛皮太厚,猪皮太硬,我说做羊皮好了,后来果然你看这个靴子很挺嘛,它是衬了羊皮的,羊皮永远不用绑带子,如果穿湿了,演完后吹吹干明天又可以穿了。
所以要排成一个戏,演好一个戏,那可是真下功夫。还有我演这出戏,那时候50年代、60年代初,我们中国封闭,那时候我们脑子里知道的表演体系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什么意思?要让演员上台之后,就是我们老话说:“这个演员不得了,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就是他面貌是千面,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下生活,深入到生活中去。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不是讲了嘛,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群众中去,要到水深火热的斗争中去,能够体验生活,了解人们的语言,才能演好人民的人。我脑子也好使,我也不是木讷的脑袋瓜,碰到一个问题来了,当他光着脚要背小尼姑过河的时候,“果然有水在此”,只能光脚了,进去之后鞋一脱,一夹,一看水,“让我先来试试看”。到底冷还是不冷?那时候已然是深秋了,我就是演不出来那个冷,怎么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说要进入到生活中去嘛,上海的冷天你们不知道,北京冷天有暖气,上海屋里比外面还冷,在家里也是很冷,鸭绒衫始终不能脱,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塑料脸盆,我妈给我买了一个搪瓷脸盆,大冷天到屋外头扒雪,扒了一脸盆都是雪,我们六、七十个人一个宿舍,到我床铺这一放。“刘异龙你干吗?”我说:“体验生活。”“他有毛病啊,脑子进水了,这怎么叫体验生活?”我说:“你们不懂吧,《戏剧理论》上过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的要体验生活。”“你怎么体验生活?”我说:“你没事学着点。”“我演武生要杀人还真的要找个人杀吗?”我说:“你别起哄。”然后袜子一脱,鞋一脱,腿就冰了,这就是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到底下不下去?要演好戏没办法了,要走向生活,生活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看到没有,刚一放下去,嗤,(做冷的表情)一只脚(放了),第二只脚有心理准备了,嗤,两个脚都进去了。(哆嗦)为什么这样?先是冷,难受,后来为什么笑?他有一段唱:“男有心来女有心,哪怕山高水又深。约定在夕阳西下会,有心人对有心人。南无阿弥陀佛。”诶,“我的脚也不冷了”(唱),自从我体验了生活,用雪冰了脚之后,每次演的时候观众也觉得冷,他就给掌声,所以通过哪怕一个小戏,你要不断地下功夫,去演好它,那就会有时效。
我从1954年干到现在,五十九年,有很多东西受益匪浅。所以《下山》无论在表演也罢,动作也罢,程式动作也罢,它的唱腔也罢,都要仔细琢磨。华传浩老师他到底文化还不是特别高,他没有小学毕业,他大概念过小学两三年级,我小学毕业啊,比老师高。有的老师不懂,他什么不懂呢?里面有一段,那边来了一个小尼姑,小和尚说我把她带到山洼之中,管取一番。这够黄的了,那边一个小尼姑,我把她带到山洼之中,搂着她,问题就在这两个字,“管取”一番,大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那怎么行,这个很纯、很真的一个小和尚,就是“管取”两个字,把他全毁了,思想够脏的啊,小尼姑认都不认识,把她带到山洼中,怎么能够“管取”呢?所以改掉了。“那边有个小尼姑来了,待我迎上前去,与她闲话闲话便了。”就开始耍佛珠,越耍越快,这就让《下山》快乐、健康了,这个戏出来了,使人们在欢笑中又受到启迪。所以这出戏演了五十几年吧,也不容易,现在我的学生都传授好了,他们都能够演了,可是他没有我这个想法那么多,大家可能也没有我想法多,为什么?那时候哪有电视机,哪有录音机,我就算聪明,我有一个矿石机,没有人懂吧,(矿石机)它不能调频道,也不能调音响,从煤矿堆里挑出矿石,有根针,插进去,然后就一点点的拨弄,到了一个频道就不动了,就靠这样听。那时候手表也没有,我们那时候练私功,我练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不练,我练,我不能让他赶上我,怎么办?看什么?看月亮,我这个窗外头有一个屋顶斜的,大概是这个月亮跑到哪来了,差不多我该起来了,去练功了,把灯打开,三面是哈哈镜,有一面是正常的可以看见身段的就照,又不能喊,别人都在睡觉啊,结果练得汗流浃背,练完了一看,那时候地球牌的电钟是很准的,一看,12点20,怎么12点20就爬起来了?别睡了,衣服已经湿了,怎么办?就继续练吧。等大家起来了,我在那我真想睡觉,不行,又要练毯子功,翻跟头了。所以练好一出戏真的不容易。
大家看这个小伙子还可以吧。19岁,西装领带格子围巾,都是演出公司借的,这小子穿西服形象可以啊,现在我看,我年轻时候怎么那么漂亮,现在老了不灵了。所以《下山》这个戏我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下来要聊《活捉》。
但是《活捉》这出戏是《水浒传》的大家都知道,我演了一个张三郎,大名叫张文远。大家肯定要想,张文远肯定是坏人呢,但是通过我的艺术实践,通过我的了解,张文远算什么坏人,他不就是按照北京话说的,这小子他爱串女行,跟男孩没什么话,跟漂亮小姑娘话多。有的女孩子觉得怎么这么二,可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有的觉得他人挺好玩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坏人,你说他是一个白领,他也算不上一个很大的白领,他就是在衙门里帮人写写打官司的文章,写写家信。这个小伙子非常漂亮,但是那时候的造型,要勾一个二花脸,所以我今天说的两个戏,小和尚是丑行,他属于丑,张三郎他属于副,所以演丑人都是好人,善良的居多,演副的都是肚子里要有点玩意儿的,有点文化的,算计算计人呢,坏人多一点,但是也有好人。
我们华老师是演丑,王传淞老师是演副,这出戏谁教的呢?先是华传浩老师教了我们一段【渔灯儿】,这个曲牌把所有丑行的褶子功统统在这个曲子里面一览无遗,全都包括进去了,比如说抖袖,坐盘,再下来左翻袖、右翻袖,恐惧步……它什么东西都有了,包括夹褶子。看这个剧照,这是他变成鬼以后了,但他还是恐惧,看到阎惜娇还是有点怕,为什么呢?女人呢,现场很多女的小朋友啊,女人终究是女人,有时候经不起男人的几句好话,其实要提高警惕,要碰见张三郎这样的人,谁敢说现在就没有张三郎,类似张三郎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所以这样的人,她在那时候已经做了宋江的外室,养在外面,关系不公开,宋江到底年纪大了,皮肤又黑,哪比得上张三郎,细皮嫩肉,眼睛又会说话,你欢喜听的话尽量说给你听,阎惜娇哪受得了,她整天都在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小伙子很漂亮的,她就被诱惑了。(唱)“哟,你看那边有位小娘子,我看她半遮半掩,那般风韵,好不动人哟”。这几句词就把张三郎给刻画出来了,你看那边有一个小妞,你看她有点害臊,半遮半掩,那般风韵,你想啊16、17岁的小姑娘会难看吗?人家常说16、17岁无丑妇,她有一种朝气,朝气就是美。
所以说张三郎跟她的关系其实属于正常的,但是她已然做了宋江的外室,你就不能再染指。在昆曲中宋江跟张三郎等于同事,在京剧里宋江是师傅,他是徒弟,等于徒弟跟师娘要好,但是昆曲不是。所以这出戏他们大大咧咧地聊,张文远说:“你放心,惜娇,我们活着不能做夫妻,就算是死了我死乞白赖也要跟你在一块。”这样的话,阎惜娇她爱听吧,你说张三郎这样的人,阎惜娇怎么会不欢喜,又年轻,又漂亮,所以阎惜娇为什么要来找他?就是听信了这句话,张三郎说的我们活着不能做夫妻,我们死了到阴间去做夫妻,其实张三郎说完这句话自己就忘了,他知道她被宋江一刀捅了,他又找别的去了。所以你说张三郎是坏人也说不上,但是演好张三郎这个角色,文气,要有儒气,他不是一般的副角,他在《借茶》的时候,有点书生文人的儒气,所以在这样的戏里面,我说了《下山》有高腔,《活捉》也要有高腔,它的高腔在什么地方,想李代桃僵,他也要唱D调的高音re到mi。戏演到那个节骨眼的时候,(演员)肚子只能拉风箱了,但是那个时候恰巧就是要你唱高腔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的功力。
所以想想《活捉》这一出戏,张文远先是看见阎惜娇汗毛都竖起来了,到后来一看小妞你比活着的时候越发标致了,他就演上色鬼了,你看看刚才还害怕呢。(表演)“我看小娘子的容颜比在生时越发的标致了。”他从谈恋爱到死了,最后由恐惧发展到,“妞诶,我跟你一块走得了。”最后她用白绫把他勒死了。
这个戏,舞台中间后面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把光的椅子,我在这个戏传承过程当中也向前推进,过去传字辈老师,在杭州黄龙洞给我们说这出戏,王传淞老师跟张娴老师教的,王老师其实当时也就是70多岁,没有我这么活蹦乱跳,他抽烟两口,说蛮好蛮好,就不动了,要靠我们想。张娴老师就说:“传淞,你起来一块比划比划。”他起来一下,又坐下抽烟。所以这出戏是王老师最后跟张娴老师跟我们说,最后我们也慢慢成熟了,怎么办?还得往前发展,想花招,找花活儿。
左:刘异龙老师示范张文远托椅子的动作右:《水浒记·活捉》张文远/刘异龙阎惜娇/梁谷音
里面有一段是我坐在地上,阎惜娇站在凳子上,阎惜娇说:“你看看我的容貌比生前如何?”张三郎说:“不消看得。”你现在是鬼,我是人,你这张鬼脸看不看就那个样啦。她说:“你不看么?”她把椅子这么推过去,我就托着椅子,顶着这条椅子腿儿,不让它滑,阎惜娇踩在横杠上。阎惜娇说:“你不看么?”张文远说:“看。说看就看,马上就看,立刻就看,你不要鬼火冒。”我就这么设计出来这么一个动作。
第二个呢,就是桌子上,“入被窝”,她站在这招呼我,她站在凳子上,我是从桌子的犄角斜着上去躺到桌子上,过去上的时候,我也浑然不知,凭什么要上去?为什么要上去?传字辈老师为什么没有这一招,因为她在上面叫我要我过去,我是慢慢悠悠的,到距离桌子还有两步的光景,我拿起我的褶子,我左脚一使劲,右脚一蹬上去了,这样一上去之后她再掐,胸口揉,解决问题了,张三郎死了。
掐死之后就戴上了两个白绫,今天给大家透露透露,怎么会有白绫呢,哪来的?又要动脑筋了,藏哪呢?藏到裤带里面会掉,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戴护腕,戴得深一点,我戴在这儿,(手指帽子)我用的时候把两个白绫拿出来,所以把这个用到这,又解决掉了一个问题。还要变脸,这个脸怎么变呢,华老师传授的,六神丸大家吃过没有,很细很细,药也很小,把那个药丸盖打开之后,把黑烟锅倒进去,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夹到当要变脸的时候,把橡皮这么一弹,把它合起来,倒在手心里,捏一捏,往脸上一擦,就变脸了,这是一个方法。后来我又发展了,怎么办?多演就实践出真知,我这个真知就出来了,耳朵根里面有一个洞,我把黑油彩放到这个洞里面,谁也不会看,我就这么一转身,一擦就变脸了,这个办法看样子比放在手心里面要好,就是唯一的麻烦完了戏就要用酒精擦了,但是这个方便。
所以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提高,唱小花脸,唱丑唱副,实际上蛮难的,同志们,你看我前面那张照片,小伙子漂亮的这一张,你说唱丑赔不赔?我妈妈就说了我儿子长得蛮漂亮的,为什么这画一个白豆腐,你看这两个眉毛多像周恩来,蛮可惜的,应该是唱小生的,我这个人闲不住,所以老生唱过,小生唱过,武生唱过,老旦也唱过,我们的俞振飞校长和言慧珠副校长他们排《墙头马上》,言慧珠副校长推荐说,我看这个老旦让刘异龙演得了,北京京剧院的张君秋老师说,你瞧这个小老旦脸蛋多俊啊,说明我的形象确实唱小花脸真有点亏,但是我的性格可就是小花脸怎么办呢?外形不能决定一切,内因发生作用,最重要的是内因,我的内因就是唱丑的,所以我想算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让我唱丑吧。记得演《十五贯》我演完了以后,观众都散场了,只有我妈一个人坐在那哭,观众问:“老太太你干吗?”我妈说:“你说这个刘异龙演得怎么样?”“挺好的。”我妈说:“其实娄阿鼠是冤枉的。”“怎么是冤枉的?”老太太说:“不是他杀的油葫芦,是人家撞到他斧子上了。”
大家很开心,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哪位肯上来耍耍佛珠和扇子。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只要大家愿意学习昆曲,愿意爱昆曲,我就高兴。我还要说一个事,在台湾有一个死了的领导人,他说过一句话,文学系毕业的学生,要是不会唱《空城计》,就不会让他毕业,谁说的?都不知道?蒋经国。中文系的男学生、女学生都唱。谢谢大家!
我很开心,我74岁还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朋友,我心里很高兴,谢谢我们的陈博士给我这个机会,还要感谢一位我们昆剧的爱好者,我在美国演出的时候,都称他为“白牡丹”,我还不理解什么“白牡丹”,诶,白先勇不是排了《牡丹亭》嘛,我现在叫他“白牡丹”,他第一次看昆曲,就是看我们的《长生殿》。白先勇了不起,他为我们昆曲事业立下的功劳无人可比,他的能量也无人可比,他到处募捐,募捐了这么多钱,我们现在能够讲,都是他募捐来的钱,还有博士老弟,为了搞这个活动,把我们老头、老太太都请来,我们非常愿意来,也想来,我来讲的戏都是我亲自跟传字辈老师学的,通过实践的,我才能够讲的出来,我不通过实践瞎说那是白话,没有用的,今天谢谢您给我机会,谢谢陈博士给了我们普及昆剧的一个阵地,我们要好好的为大家服务,我虽然年纪大了,大家看得出我74吗?谢谢大家!耽误大家时间了。
刘异龙老师: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次昆曲课了。江苏省昆曲院李鸿良副院长今天也在这里,请李
院长讲两句。
李鸿良老师:师傅在这儿,其实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是机缘凑巧,今天我是到北京,明天演
出,老师刚才真的是精彩,无与伦比,我想每一代艺术家,都有每一代艺术家的社
会责任,老师今年74,我是47,老师刚才带来小小的一串佛珠表演,还是不减当
年,老师在我的心目当中,还是我11、12岁开始学习时候的一个偶像,是心灵的高
峰,就像这么一串佛珠,在我们演戏的而言,是成为艺术家之前要锤炼的技术,就
像这个技术,老师说的是这样,当他在舞台演绎的时候是掌声雷动的,这个佛珠对
我们演丑行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作为回报,我代替老师耍几下。我一直说老师这
个年龄不是单单属于上海,也不是单单属于昆曲,他是属于所有的人,在这也感谢
我们的白先勇先生,用白先勇老师话讲: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2013年4月18日于北京大学理教201
2013 YIP SO MAN WAT MEMORIAL LECTURE – PAI HSIEN-YUNG
主题:父亲与民国 Father and the Republic
时间:2013年10月2日(周三) 19:00-21:00
地点: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ld Auditorium,6344
Memorial Road
详情:asia.ubc.ca 或致电604-822-3512
讲座以英文进行,免费入场 索票登记请点击
【世界新聞網
9月14日】記者呂惠萍
白先勇來了粉絲料擠爆列圖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悅讀:歷史欣賞系列」,邀請名作家白先勇於9月29日下午主講著作《父親與民國》,現場並舉行簽書會,白先勇過去多次來溫參加活動,但是此次是白先勇首度在溫哥華舉行公開講座。
白先勇是當代最重要的華文小說家之一,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劇本及評論文章,其中以小說《臺北人》、《孽子》、《紐約客》及劇作《遊園驚夢》尤為著名。《父親與民國》全名為《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2012年4月底在台灣、香港及中國同時出版,是一部照片傳記集,白先勇以12年的時間書寫完成,全書上、下冊共六部,第一部至第四部為上冊「戎馬生涯」,第五部、第六部則為下冊「台灣歲月」,下冊並附小說主人翁,也是白先勇父親白崇禧將軍的年表與功勳。
該書記述白崇禧將軍(1893-1966)的一生經歷,同時也是一部民國史,收錄約600張白崇禧將軍的珍貴影像、報導、剪影,並由白先勇先生撰寫圖說及一篇篇小故事,全書洋溢著深刻雋永的父子情,更有許多還原歷史現場的珍貴畫面與史實追記。
白先勇在自序中表示:「父親一生參與了民國的興衰,他本人就是民國史的一部分。在卷帙浩繁的民國史冊中,父親的身影應當立在相當醒目的位置。」
列治文圖書館多元文化部主任鄭素雲表示,除了簡短演講、講座、簽書會,為方便尚未購買該書的白先勇迷,現場將準備《父親與民國》讓民眾購買和簽書。此外,鄭素雲特別提醒:「白先勇是文學界的超級巨星,這場活動可預期地將爆滿,雖然是免費活動,一定要事前報名,當天憑報名收據入座,而報名需有列治文圖書館借書證,沒有借書證的請盡快到列治文圖書館總館,或是任何一個分館辦理,以便預約登記活動。」鄭素雲也強調,活動席次有限,一定要盡早報名。
「悅讀:歷史欣賞系列之白先勇《父親與民國》」,時間:9月29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講座地址:Brighouse 總圖書館二樓
Learning Place(列治文100-7700 Minoru Gate);以國語主講,需憑列治文圖書館借書證以講座編號
#907預先報名,當天以報名收據入座。查詢:604-231-6413,網上登記報名:http://www.yourlibrary.ca/programs/adult_prog.cfm。
【星岛日报 9月14日】
白先勇大溫會粉絲演講會介紹新書《父親與民國》
著名文學家白先勇,將於列治文公共圖書館及卑詩大學舉行兩場演講會。網上圖片
白崇禧將軍之子、台灣著名文學家白先勇,將於9月底與10月初,分別在列治文公共圖書館及卑詩大學(UBC)舉行演講會,講題將是他的新作《父親與民國》,並為新書簽名。
白先勇在列治文公共圖書館舉行的演講會,定於9月29日(星期日)下午2時半舉行,歡迎各界人士參加,費用全免。
觀眾可以講座編號#907致電報名或詢問詳情,電話604-231-6413,也可以登入網站http://www.yourlibrary.ca/programs/adult_prog.cfm登記及瀏覽。
而UBC的演講會,則定於10月2日(星期三)晚上7時,在溫哥華紀念路(Memorial Rd.)6344號的Old
Auditorium舉行。
白先勇是白崇禧之子,1937年生於廣西桂林,戰亂期間輾轉到上海、香港等地,上世紀50年代舉家遷居台灣,1961於國立臺灣大學畢業。1965年,從享負盛名的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取得藝術創作碩士學位。
同年,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任教,至1994年退休。
白先勇是當代最重要的華文小說家之一,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劇本及評論文章,其中以小說《臺北人》、《孽子》、《紐約客》及劇作《遊園驚夢》尤為著名。
白先勇新作《父親與民國》收錄了近600張照片,其中有許多是第一次發表的珍貴資料,展示了白崇禧將軍從1920年到退守台灣之後的公務生涯及家庭生活。
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誕生的見證人,白氏對中華民國有著堅定的忠誠,並選擇留在台灣。
白崇禧將軍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1966年白氏去世時,其國葬也是以伊斯蘭習俗舉行。
讲座: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
时间:10月6日(周日)13:30
地点:华盛顿大学 UW,Kane
Hall120
洽询:206-543-4490 / leichen@uw.edu
中文演讲,免费入场
【世界新聞網
9月11日】記者王又春
白先勇將在華大舉行演講
著名台灣當代文學家白先勇將至西雅圖演講。(圖:主辦單位提供)
著名台灣當代文學家白先勇,將應邀於10月6日(周日)下午1時30分在華盛頓大學Kane
Hall 120 舉行演講,講題是:從「台北人」到「父親與民國」。
白先勇出生於廣西桂林,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父親白崇禧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他在讀小學和中學時深受中國古典小說和五四新文學作品的浸染,成長及求學過程中,他則吸收了西洋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融合到中國傳統的表現方式之中,描寫新舊交替時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於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感。
「台北人」是一本深具複雜性的作品。此書是由14篇短篇小說組成,讓讀者看到社會各層面的眾生相,其內容之深度與廣度都備受各界推崇。
「父親與民國」一書,則是白先勇通過記述白崇禧的戎馬一生,同時也記錄了中華民國的歷史。他描寫白崇禧從18歲參與武昌起義、見證民國誕生,到參與北伐、對日抗戰、國共內戰等無數戰役,白先勇曾說「父親為保衛民國打了一輩子的仗,打到最後一兵一卒,才離開大陸到台灣,書名取《父親與民國》別有意義。」今年是白崇禧120歲冥誕,更引起許多讀者關注此書、回顧歷史發展的興趣。
主辦單位指出,這場活動免費入場、免費停車,演講結束後有茶點招待及圖書簽售會,歡迎各界踴躍參加。詳情請洽:206-5434490。
“实事求是地讲,我认为我对我父亲有相当的了解,可能史实方面有些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整个大的方面,他的为人、他的想法,他为什么到台湾去,这些我是知道的。”
【经济观察报
2013-01-07】作者:燕舞
白先勇: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呢
并不是只有记者和专栏作家才面临截稿时间逼近的压力,名作家如白先勇也概莫能外。
2004年,在桂林举行的全国书市上,“最有名的桂林人”白先勇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回故乡时,他就透露,将为父亲白崇禧撰写传记。那一年,《姹紫嫣红牡丹亭》成为白先勇与这家出版社结缘的第一本书。时至2008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温故》杂志刊发白先勇的论文《战后东北之争》时,编者按还特意交待,“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年多过去,“即将出版”的《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仍未完成。毕竟,从2004年开始,白先勇就致力于昆曲的推广和复兴,分散了他大部分的写作精力。
不过,2012年4月,白先勇先行出版了《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副产品”、两卷本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同步出版的港台版书名均为《父亲与民国》)——该书涵盖了白崇禧戎马生涯中的北伐、蒋桂战争、建设广西、抗日、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后赴台宣慰等不同时期,记录了从1927年至1949年白崇禧前半生的军政活动,澄清了他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人的微妙关系,描述了他1949年后在台湾17年的交游、信仰、弈棋、狩猎等晚年活动。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出版后,2012年5月中旬,出版方与广西师范大学在桂林举行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学术研讨会。更大规模、更高规格的“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中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齐锡生、杨天石、汪朝光和刘登翰、苏伟贞、陆建德、黎湘萍、刘俊等海内外学术名家,齐聚北京香山饭店,探讨“《父亲与民国》与民国史的重建”、“白先勇文学中的历史重量”等议题。
作为一个作家,白先勇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地被经典化,但历史学家的大量介入,为迄今为止关于白先勇的最大规模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注入了清新气息。
不过,会场上也有零星的尖锐商榷。白先勇按照惯例播放完一些关于父亲的影像时,其中包括父亲去世后,蒋介石1966年12月9日亲往台北市殡仪馆三鞠躬致祭的镜头。“如果我们的民国史不写白崇禧,或者说我们不能给白崇禧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评价,这部民国史就是失败的”,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当场援引了1966年12月10日的蒋介石日记:“昨晨,往悼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实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一大罪人也”,据此指出:“蒋介石在表面上也做了评价,表示要纪念白先生的功绩,但是他的内心给白崇禧的定位是大罪人。”
身为人子,是白先勇编著《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撰写《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优势,也是劣势;是劣势,也是优势。即使在过去八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昆曲事业上,白先勇也能坦然面对一些质疑和批评。台湾中央大学的昆曲权威洪惟助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白先勇对昆曲谈不上内行,但是他也绝不外行。他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可以演讲一次,学生通通被他吸引进剧院里面去。”洪惟助的儿子对昆曲素无兴趣,但恰恰是听完白先勇的昆曲讲座,才回家向父亲索要昆曲的演出票。
2012年12月中下旬,马不停蹄的白先勇又来到上海和杭州,先是出席其代表作《台北人》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被改编为沪语话剧的发布会,接着又在杭州做了“还原历史真相”和“文史之间——从《台北人》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两场讲座。
近期,笔者专访了白先勇先生。
《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
提 问:华语文学界的批评家们很早就开始对您进行各种经典化的研究,一开始,我还担心这次
研讨会关于您的文学创作部分能谈出什么新意来。您全程听完了三天的研讨会,是欣
喜、惶恐还是喜忧参半?
白先勇:大家都是学者,我一方面很高兴,觉得这次研讨会意义重大;另外一方面,多少有点意
外,很多问题是我自己没想到的,他们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听着蛮有意思的。我觉
得这个会开得挺成功的,老中青三代有各种不同的观念。在历史方面,大家畅所欲言,
蛮具有破冰的意义。
提 问:在您早已被高度经典化之后,只有新鲜议题和角度的引入,才可能拓展和提升关于您的
评述和研究?
白先勇:这次有意思的是,《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这本书刚出来,以前他们也讲,说白先勇的作
品有历史感,有这么讲的,但是好像还没有怎么说透,有了这本书出来,大家知道证据
在这里。这次研讨会是《台北人》与《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两本书的对照,与会学者都
有把两本书对照起来讲,这个是新的议题,我觉得内心挺兴奋的。有意思的是,很多历
史学家在谈我的短篇小说集旧作《台北人》,有文史不分、文史一家的感觉,这个蛮有
意思的。
提 问:这次研讨会主题三大板块“文学书写、昆曲复兴和历史重建”中,前两者是既往研究和
访谈中谈得比较多的,我最关心的还是新书《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对当下民国史研究的
影响。
其实,夏志清先生早在1969年第39期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关于您的专论
时就表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
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艾略特曾说过,一个现代诗人,过了二十五岁,如想继续写
诗,非有一种‘历史感’不可,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岁前后(到美国以后),被一种
‘历史感’所占有,一变早期比较注重个人好恶、偏爱刻画精神面貌上和作者相近似的
人物的作风。白先勇肯接受这种‘客观’的训练,而且有优异成绩的表现,表示他已具
有创造伟大长篇小说的条件。”您这种“历史感”、“文学中的历史重量”具体是如何
形成的?
白先勇:夏志清先生厉害的。
我五六岁就开始逃难,最早的时候逃到重庆,好不容易时局好一点了,没想到内战
又来了,又逃,后来到台湾去,所以总是这种战乱,总是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我
是很安静的一个童年,肯定是另外一种想法了。
我的历史感,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其实,我1957年至1961年在台大外文
系就读时已经念过一些唐诗,也念到刘禹锡的诗,对他“金陵怀古”的那几首诗也深有
感触。但是,没有想到1965年我在美国写《台北人》,第一篇写《永远的尹雪艳》的时
候,突然间觉得刘禹锡这首《乌衣巷》给我一种引导主题性的灵感。这篇小说发表在我
们自己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我就引了《乌衣巷》:“朱雀桥旁野草花,乌衣巷口
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是讲西晋东迁的历史,当时王导、谢安那样的望族大家从北边南迁,到
了现在的南京即金陵那边,建立了东晋。那是中国汉族的大迁徙,从洛阳到南京,这段
历史给了我一些感触。我很喜欢一本经典著作《世说新语》,那里面也记载了很多东晋
人士东渡以后对于故都的怀念,亲情堆砌在这些故事里面。
我自己刚好经过1949年的大变动,那时候我十几岁,对这种大迁徙、大变动刚刚有
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西晋从洛阳迁都到南京,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台北,这
让我有了一种历史平行的想法。《乌衣巷》给了我很大启发。当然,刘禹锡写这首诗的
时候,唐朝盛世已经往下衰落,他也是深有所感,感叹历史的兴衰和沧桑。所以,我写
《台北人》可能也有寓古于今的背景在里面,历史的架构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我是1946年战后国民政府迁都,跟着家人从重庆飞到南京的,秦淮河畔那些地方我
都去过,历史感与这个也很有关系。我二十六七岁才开始写《台北人》,写完不过三十
一二岁,写的都是从大陆各地迁到台湾的那些人的遭遇、命运,小说人物都是一些中年
以上的人,等于写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我是用文学的方式不经意地把他们写出
来。小说里面从上到下的阶级都有,我也看到迁徙到台湾去的那些人对家国的那种乡
愁,这些我都深有所感,《台北人》就这样一篇一篇写出来了。的确,历史占有很重要
的分量,虽然那些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可是虚构的故事后面,如果不是写历史的事
实的话,也是历史的感受。《台北人》的背景里面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有抗日,还
有国共内战,这些恐怕都是从刘禹锡《乌衣巷》来的。传统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唐
诗、宋词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最高的成就之一,唐诗是我很重要的精神食粮。
时隔五十年,我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编著出来时,回头看看,《台北人》与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两本书互相照应,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议。我现在是以我父亲当年
的年纪再来写这段历史,我年轻的时候恐怕写不出来,那时候写文学作品,主要着重感
性,而现在有很多的理性在里面。我有一位朋友聂光炎先生,他在戏曲界很有地位,他
看完这本《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台湾版书名),说你的《台北人》
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我想,他讲得很对。刘
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诗云“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认为中国文学最
高的境界可能就在于写这些历史沧桑,杜甫的《秋兴八首》恐怕是唐诗的高峰。我们的
确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现在回头看看,历史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奇怪。
提 问:这次与会的南大中文系教授刘俊、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等也纷纷考证,认为《台
北人》中那篇《国葬》里,李浩然将军就有您父亲的影子。
白先勇:对,这么说可以成立吧,但也不尽然,因为还有其他人物的元素杂糅在里面。我在《国
葬》里面写的几个大事,一个是武昌起义,一个是台儿庄大捷,第三个就是最后撤退,
的确都是我父亲参加过的,是写他,但是有一些故事背景是我编的。如果我父亲没有参
加过武昌起义,可能我就不会写了,正是因为他参加过武昌起义,我们小时候也知道,
武昌起义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我父亲直接影响了国民党的兴衰,有多少多姿多彩之处可以做研究
提 问: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翟志成教授也特别指出,“早在二十多年前,白先勇便决
心要撰写乃父白崇禧将军的传记,并挥笔撰成了三篇与白将军毕生功业密切相关的学术
论文和文章,作为传记的铺垫”,这三篇论文和文章是您1994年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
分校退休后正式开始着手写的吗?
维基百科关于您的介绍中,提到1999年11月初您刊发于台北《当代》杂志第147期
的那篇《养虎贻患——父亲的遗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
果及其重大影响)》,这是那三篇文章中的第几篇?
白先勇:你找他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的《温故》杂志上登过三篇,即《战后东北之争
(上、下)》(2008年4月第11辑、2008年8月第12辑)、《建设广西模范省:白崇禧的
“新斯巴达”》(2008年10月第13辑)《徐州会战与台儿庄大捷》(2009年1月第14
辑)。
这三篇文章我找了很多历史材料,是用历史的手法写的,因为每个资料都要有出
处。
提 问:《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出版之前,两岸三地学术界对您父亲的研究中,援引得比较多的
是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陈三井先生领衔完成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程思远著
《白崇禧传》、张继学等著《八桂骁将——白崇禧》等,您觉得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在哪
里?
撰写上述三篇论文、文章和《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以及接下来的《仰不愧天——白
崇禧将军传》,您又重点查阅了哪些重要文献?
白先勇:《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的内容不全,因为还没有讲国共内战。父亲跟我说过,这么重
要的一块还来不及讲,中间偶尔也提到。我相信这些话可以讲,还有很多比较尖锐的事
情来不及讲。
程思远先生是那个年代的参与者,本身就是“桂系”一员,参加了很多这方面的事
情。所以,史实方面大致就是他书中那样的,但他的观点就大不一样,因为他是“身在
曹营心在汉”,而且他又身居高位。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政治立场必须要正确,对他书
中有一些地方的观点我不以为然。
比如,程思远先生认为我父亲在徐蚌会战——你们叫淮海战役的地方,是“冷眼旁
观”地看着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和国民党倒台,然后他可以取代蒋介石的位置。他这个
标题是“冷眼旁观”,这个我不太同意。因为,一旦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垮了,他还能怎
样?他能见死不救吗?我父亲首批就派遣了黄维第十二兵团共十二万精锐的部队去支
援,怎么叫“冷眼旁观”呢?
又比如说到台儿庄大捷,说我父亲是受了周恩来的指挥,这个扯得太远,纯属子虚
乌有。台儿庄大捷跟周恩来八竿子打不到,那个时候国民党不会请教共产党,去问怎么
打仗。
还有那个“持久战”的提法,1939年在武汉,我父亲提出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
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人打持久战”,后来被军事委员会采用了。程思远
先生的《白崇禧传》的“论持久战”说我父亲受了毛泽东的指使,这个不合史实。还有,
他相信我父亲是被毒死的,这个是乱写,是听来的谣言。
在写我父亲时,他一生的功绩,大的方面可能我都写出来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这本书里面都有了,而且还有很多照片。这是别人不知道的,是别人写不出来的。从我最
了解他的时期来讲,父亲在台湾的晚年,是我应该重点讲的。
可以写的还有很多很多,我相信历史学家对我父亲肯定更讲究客观性。如果我是一个
历史学家,对于一个民国人物,有多少多姿多彩之处可以做研究,我父亲直接影响了国民
党的兴衰,国共内战之后与蒋介石在战略上又有很多的分歧。
蒋介石内心对我父亲恨得牙痒痒的,但还是召集他抗日去
提 问:这次研讨会上有所商榷的杨天石教授、林桶法教授都认为,您没有援引《蒋介石日记》
是《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一个美中不足。这种材料上的取舍,您当初是基于何种考
虑?
白先勇:我去国史馆查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觉得对蒋介石的那个日记,历史学的后人自有公
论,我不去定义它。我现在写的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是真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就算
《蒋介石日记》里面怎么写,也不见得就是对我所写的内容的否定。蒋介石内心对我父
亲恨得牙痒痒的,但还是召集他抗日去。《蒋介石日记》的参考价值还是有的,我很能
理解蒋介石对我父亲的怨恨,因为1948年底1949年初的徐蚌会战乃国共最后决胜负的一
仗,原本蒋介石属意父亲指挥此次战役,父亲时任“华中剿总司令”,北伐、抗战时期
父亲在淮北平原这一带多次交战,熟悉战略地形,他向蒋提出“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
方针,应将军队集结于蚌埠,五省联防,由“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不料蒋介石临时将
指挥权一分为二,华东归刘峙指挥,而指挥中心却设在徐州。徐州四战之地,易攻难
守。我父亲讲了,“指挥权不统一,战事必败”,后来徐蚌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果然大
败。
提 问:1949年蒋介石被迫下野,您父亲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李随后接任总统,这些也埋下
了与蒋介石之间更大的怨恨?
白先勇:更麻烦了。以后有历史学家开始从这个角度上讲,认为不是由于因为蒋介石判断军事的
失误而导致他与我父亲的关系恶化,而是因为他怕我父亲分权。1920年代的北伐,我父
亲他们刚给蒋介石打下天下,1928年6月11日,我父亲与阎锡山联袂入北京,成为历史
上华南领兵到北京的第一人,那时候蒋介石和他就有矛盾了,后来就更严重了。你看蒋
介石的日记,他似乎在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当时的外交部长叶公超不
就因为外蒙独立事件而被撤职而被骂为“秦桧”嘛。
提 问:翟志成教授认为,“前者(三篇相关论文、文章)所遭遇的冷遇,主要是缘于白先勇当
时尚未能挣脱‘客观主义’的陷阱,企图以历史家的身份和纯客观的立场撰文,却又完
全无法让读者淡忘自己与传主的血缘关系;而后者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是因为白氏已
不再为‘客观主义’所囿,开始从儿子的观照如实地刻画和描述自己的父亲,为文真挚
感人,并使自己的作品有了‘家史’且‘国史’的性质。”历史学家汪朝光教授也站在
您这一边,认为“再客观的历史研究也很难避免它的所谓主观的一面”。您如何看待
“客观性”问题?
白先勇:如果我是纯粹地写回忆录式地写他,可以写他个人怎么样。我父亲对民国史有过重要的
作用,这个讲不清也不行。你说要是一笔带过了可以吗?不可以啊,要写完为止,要不
然,我父亲的生平行止就缺一大块,我这本书也只是加一块。
想想真是,理性的下面是感性,上册《父亲与民国(1893—1949)》是比较理性、
客观的历史叙述,下册《台湾岁月(1949—1966)》是回忆录式的。我想可能非得这样
写不可,前面三篇文章出来,没有得到太大的注意,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
台湾也没有人这样写我父亲。“中研院”近史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提过战
后东北之争不少大事件,但不是宏观的,它没有加入我父亲很多个人化的东西。这一段
历史很重要,两岸却很少有人写这一段,西方也很少学者写。美国有一个学者1970年代
的博士论文是写这个,还有另外一位华裔教授邹谠,写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我那篇
《战后东北之争》一共有5万字,我认为那篇是蛮重要的一篇。
我父亲一生的经历中,最大的遗憾是国民党在战后东北之争中的失败,他晚年讲得
比较多。
父亲晚年不光是讲四平街会战给我听,也给我四哥一直讲。我父亲在台时期,表面
上享有一级上将的待遇,事实上暗地却遭情治人员监控跟踪,他1956年有一封密函给蒋
介石,谈这件事。
父亲晚年也讲过他和蒋介石的微妙关系,不是三言两语,他拿一句话概括他跟蒋介
石的关系,就是“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
提 问:这次,来自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曹惠民教授专门提交了论文《白先勇小说与台湾“同志文
学”》。您在新世纪写的《纽约客》的最后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均涉
及艾滋病的议题,其实也和同志群体的命运有关。
白先勇:其实不只是这种病,是对于命运对于生死的观照。这个命题很大,只是这两篇小说近作
刚好有艾滋病这个元素而已。很多时候,我写很多同性恋和同志群体的事情,写的实质
上是人性、人情,同性恋也是人性、人情的一部分,这些都应该写。
我会多写写我自己最熟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我父亲的一些事情
提 问:《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目前的最新进展如何?今年5月的台北对谈中,齐邦媛
先生还建议,“你以后,可以用自己的style来写……以作为一个成长的少年或者是一个
儿子、仰慕父亲的人(的视角)来写”,加上这次研讨会三天全程听下来,这些意见和
建议对《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后续写作会有什么影响?有哪些风格和特色是
您会坚持不变的?
白先勇:《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早就写了蛮多篇的稿子出来,现在出了《白崇禧将军身
影集》这本书以后,有很多的反应,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仰不愧天——白崇禧将
军传》的架构要重新调整一下,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
很难讲《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是从哪一年开始写的,都是断断续续写的。
我写的时候,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很难说接下来一定会怎么写,我会多写写我自己最熟
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我父亲的一些事情。我和他在一起十几年,点点滴滴的一些事情
我会写到。
与会学者对这本书的反应都很好的,他们觉得蛮受这本书的感动、蛮有内容的,我
觉得这个蛮要紧的。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是比较谨慎的。可能也有人质疑我单为我父亲
辩驳和讲话,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呢?是不是这样啊?这是自然的。但是,实事求
是地讲,我认为我对我父亲有相当的了解,可能史实方面有些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整个
大的方面,他的为人、他的想法,他为什么到台湾去,这些我是知道的。外面有一些说
法,说什么他1949年去台湾是被骗去的,是被许诺过做行政院长的,我想他才不要为小
职位想这些事情,而且他是个军人。他晚年自己讲,真的是为了民国。他有信仰。
提 问: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和《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写作过程当中,你们兄弟
姐妹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
白先勇:有的,我要问他们的,因为他们比我的年纪大。他们讲什么东西,我要问一问的。
白先勇 摄影/王申
对于一个75岁的著名作家来说,白先勇接受的采访有点多。各种媒体,大同小异的问题,他总是以微笑应对,有耐心说着不少重复的答案。
这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他敏感但敦厚,以回教血液,早年念天主教学校,年纪大了以后又皈依佛教,对人性有很多同情,往往少言恶陋。再加上,这几轮辗转多地宣传父亲的传记,也是一份独特的情感之旅。
但无论较之他小说的成就,还是从历史的严谨来说,这本传记的内容仍有可考证的空间。溢美夸饰虽不多,讳败诿过却不少,对蔡锷、蒋介石等人的缺点都甚少指摘,对白崇禧戎马生涯中的战友之功多有掠美,尤其是白崇禧几次关键性建议未被蒋介石采纳,构成本书浓墨重彩之处,但其后实则有着更复杂的力量在影响,而非简单的睿智或愚蠢。
白先勇说,大陆一方面割裂了对民国历史的认识,另一方面,部分人又将其浪漫化,这本书能够引领人去靠近真正的历史。作为一份饱含深情和诚恳的线索,他做到了,作为答案,则还不够。
北伐期间,白崇禧(图中右一骑白马者)等人在唐山检阅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七军。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时的场景。
白崇禧先是受命代行革命军总参谋长,后又任职东路前敌总指挥,带领广西军立下大功,也使桂系势力猛增两广、湖北、平津等地。
白先勇称,白崇禧“功高震主”,蒋介石决定“削藩”,要解散各集团军。白崇禧曾向中央请愿,愿效法左宗棠治疆,带兵屯边,但未被采纳。他也惋惜地称,1929年的蒋桂战争是“最不应该发生的战争”:“蒋桂战争引发中原大战,国民党失去北伐后统一的机会,中国形成四分五裂局面,遂让日本有可乘之机。”
中原大战后,广西与中央对峙,实施“三自”、“三寓”政策,全省皆兵,由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多管齐下,从一个边陲落后地区建设成享誉全国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台湾作家黎湘萍称,白崇禧像诸葛亮一样深受管仲的影响,对“管仲治齐”深有研究。此外,他也极为崇拜德国19世纪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广西武化,一时朝气蓬勃,在其加入抗战阵营后,也以骁勇著称。但当时的媒体也曾坦率直问白崇禧:训练壮丁的计划是否能依程序实现?征兵制度多少带有强迫性质,请问乡民和学生的态度如何?
1945年10月20日,白崇禧参加蒋介石59岁华诞宴席,宋美龄切蛋糕庆祝。
白先勇记得10岁时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宋氏姐妹的情景:“宋霭龄就是大姐的样子;宋庆龄穿了一身宝蓝色天鹅绒旗袍,淡扫蛾眉,十分有国母的样子;宋美龄的风度太好了,在我看到那么多的第一夫人中,她是最有风度的。小孩子的眼睛很厉害,像照相机一样,啪啪啪地都照起来了,可能当时不觉得什么,但是若干年后,这些东西变成拼图,就有意义了”。
1946年10月10日,南京,蒋介石与孩童观赏空军表演,白崇禧随侧。
这是抗战胜利第二年,国共内战还未全面开打,国民党军队形势仍占上风。但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已然发生。内战初启时,白崇禧反对骤然裁军,建议收编游杂部队,以免这些为数甚众、曾经为国卖命的士兵生活没有着落,但陈诚认为这些人难称忠于蒋介石。被遣散后,这些部队多倒向共产党军队,尤以东北30万人最为关键。其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但实权由陈诚掌握。有人评论蒋介石对白崇禧是“敬而不亲”,对陈诚是“亲而不敬”。
不久后,孙立人等部,几乎平定东北,白崇禧主张乘胜追击。但被蒋叫停(蒋此举实为美国实施武器禁运、马歇尔军调及苏联方面压力下无奈之举),国民党军队士气从此低落、局势被动,蒋介石后来也反省自己的停战令,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
白先勇回忆说,一贯冷静沉着的父亲,晚年在台湾,一提起东北之战,犹自扼腕顿足,“
一着棋错,满盘皆输,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到他晚年亦常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1949年4月16日,杭州,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飞莅杭州与代总统李宗仁开会。
图为李宗仁(左前)、父亲(中戎装者)、张群(右一)等人,蒋介石立于门口,当时已下野。
徐蚌会战惨败后,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此时蒋介石已有了引退之意,由副总统李宗仁继任,与中共议和,但蒋迟迟未能正式宣布引退,白崇禧连发两封电报,敬请蒋介石速下决意。
这个举动,和他之前帮助李宗仁击败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当选副总统,都让蒋十分不悦。但白先勇认为,父亲此举,是想敦促美、苏、俄等国出面调停,以和备战,以拖待变,“几乎是可能解救国民政府免于覆亡唯一可行之途径。”
蒋介石引退后,军政大权仍在握。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捉襟见肘,施展不得,十分苦恼,因向蒋求辞,未准,后来径自出走美国。“父亲与李宗仁关系深厚,北伐、抗战合作无间……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张,矛盾重重。……蒋、李嫌隙日深,父亲夹在二人中间,左右为难,时常为李拖累。”白先勇写道。
1952年11月19日,胡适(捧花者)自美返台,受到盛大欢迎白崇禧(左一)、何应钦(右一)等到松山机场接机。
虽然李宗仁曾警告白崇禧“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但白还是在1949年底由海南岛入台,他自称是“向历史交代”。“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抗战、国共内战,他自己一生命运与民国息息相关,他选择台湾作为他的归宿,最后在台湾归真,是死得其所。”白先勇写道。
至1966年病逝,白崇禧在台17年,未担任要职,仅以陆军一级上将的终身军衔平淡度日。但他亦能淡泊自适,曾为郑成功祠天坛横匾题“仰不愧天”四字。
“昔日指挥百万雄兵,此刻在山间小学讲话,父亲自处怡然,观者不胜唏嘘。”白先勇写道,“父亲入台后,虽然不在其位,他对于台湾的经济建设、农业发展还是非常关心,四处参观,与民间交流。”
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白崇禧曾受蒋介石委托赴台宣慰,及时制止了屠杀,抢救了部分地方精英,因此台湾民众对他较有好感,他也常与民间来往。
白先勇认为,可能是这一点重新引起了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猜忌。白崇禧一生极为厌恶特务政治,治理广西时,严禁中央特务在广西活动,也曾批评明朝的特务制度是败亡的重要原因,而自己晚年却以功勋之身,遭特务常年跟踪,十分不愉快。
台北六张犁回教公墓中白崇禧夫妇和部分子女的墓园“白榕荫堂”。由其二子先德设计监造。摄影/许培鸿
白家共生育了十个子女,白崇禧对子女管教偏严,尤其看重学业。子女们在家中的地位,几乎以学校成绩高下论定。“先德与父亲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一直努力试图达到父亲超高的期望,所以有时候挣扎得辛苦。”白先勇写道,先德更得母亲宠爱,父亲去世后,“他似乎把一生的心血、精力都花在替母亲造墓上了,报答母亲生前对他那份特别的爱”。
白先勇与父亲的关系也颇为特殊,“大概因为我童年重病四年,父母亲对我比较宽容体谅。从小到大,父亲不曾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我非常感激他对我的器重与信任”,“其实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不知道,我想他是不会喜欢的。可是凭我的成绩,他对我还很尊重的,其他的兄弟会挨打。”“父亲常常以古鉴今,对我讲解天下大事,这是我最喜欢跟他相处的一刻”。
但这些子女长大后都散在四方,“每一位儿女从国外回来,家里都是一阵兴奋骚动,父母亲从盼望到欢喜、不舍,然后枉然、失落,父母心的轮回周转,无休无止”。
其中,尤以对患病的女儿先明,两位老人在晚年最为费心。“母亲豁达开朗,先明则敏感内向,两人个性差异很大,先明的确不是母亲最宠爱的孩子,虽然母亲对待我们十个人努力做到公平,但我们心里都有数,父母亲内心最疼爱的是哪几个孩子。母亲错以为先明表面乖顺无争,就不需要特别照顾了,何况那是个兵荒马乱的时期,常年逃难,母亲安置白、马两家人的生计,已经耗去大半精力。女儿内心对母爱的渴求,她顾不来了。”先明在美国留学期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回台治疗,“母亲千方百计想去疼怜她,加倍地补偿她那迟来十几二十年的母性的温暖。可是幼年时心灵所受的创伤,有时是无法治愈的。明姊小时候感到的威胁与惧畏仍然存在,母亲愈急于向她示爱,她愈慌张,愈设法躲避,她不知道该如何去接纳她曾渴求而未获得的这份感情。”白先勇写道,母亲的忧伤与悔恨与日俱增,有一天,哽咽着说,“以后我的东西,统统留给她。”
白崇禧则是将珍藏了自己一生勋章的相册赠给了先明,“十个手足中,只有先明得到这份特殊待遇,父亲将他一生的荣耀与爱女先明分享。”
【Lens视觉2012年7月】文/李忆 记者/刘溜
人一生的挣扎,都蛮值得同情的
白先勇长年习惯深夜写作,天亮方睡。采访这天,他也是中午才起,匆匆赶到宾馆餐厅用早餐。奋力“早起”,这对75岁的他来说是件颇为辛苦的事。
此次大陆之行排开了他的众多身份——小说家、昆曲义工,他只是作为儿子来宣传耗时四年为父亲写的传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眼前的白先勇脸色红润,笑起来灿烂无比,又如此开心,刚刚还两手放在膝盖上端坐着,一会儿就手舞足蹈起来,一派天真的模样。问起他此行的感受,他近乎撒娇地抱怨出版社替他安排的活动太满,全面“主宰”了他的生活,以至于他连看书散步的时间都没有。
聊及自己的各种遭遇及世事变迁时,他才流露出他的小说中常有的沧桑感和悲悯之情。早早就历经了人世忧患,生于1937年,人生的头12年都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7岁时患上肺结核,与家人隔离,四年多的病中岁月里饱尝孤独。为躲战乱,他跟着全家从桂林迁至重庆、上海,然后辗转至南京、武汉,1948年从广州抵达香港,四年后终于在台湾安定下来。
20岁时开始写小说,第一篇《金大奶奶》便出手不凡,名作有《台北人》《纽约客》及长篇小说《孽子》等。近些年来,他不遗余力推广昆曲,排演青春版《牡丹亭》,而他自己也仿佛重返青春,日益天真乐观。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人生是倒过来了”,年轻时满目尽是沧桑,到了六七十岁,心理上反而年轻起来了。
《Lens》:你是到台湾后才与你父亲亲近起来的吗?
白先勇:是的,到台湾后那段相处的时间比较长,11年,没有间断。在台湾之前是比较少接触
的,都没有怎么在一起,他都在打仗,间断地回来看一下。不过偶尔回来也不会陌生,
父亲的形象是固定了的:穿着军服、骑着马回来,都是英雄形象。小时候我也骑过马,
有一张我6岁时的照片,骑在马上,有马夫拉着,不是他的马,他的马什么人也骑不住,
只有他一个人能降得住。
《Lens》:你父亲曾对你有过什么期许吗?
白先勇:我父亲还算开明的,这是我自己的追求,没有限定我要做什么事情。不过那时候大家都
有科学救国这样的理想,所以他好像希望我们学工程。我学过水利,想修三峡大坝,不
过很快就转去学外文了。
《Lens》:很奇怪,你怎么会有修三峡大坝这样的理想?
白先勇:那时候我念过一本地理书,说建了三峡大坝,中国就富强了,我就相信了。当时在成功
大学,我的功课是很好的,在水利系考第一名,但只是会考试,我晓得自己不会做一个
很好的工程师。我最爱的还是文学,感触最敏锐的还是这方面,所以我就重考台大。
《Lens》:你7岁时得了肺病,一病四年多,被隔离开来,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度过这四年的?
白先勇:我就看小人书,《七侠五义》、《三侠五义》,还有武侠小说、连环图,只能看这些东
西,因为那会儿字认得有限。那时我们家有个厨子,叫老央,很会说书。那时每天我很
重要的娱乐,就是端个小木凳子到厨房去一坐,他就一边洗碗,一边给我说书,“薛仁
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大概是老央,他让
我知道怎么把故事说得有声有色。
《Lens》:除了看书和听故事呢?
白先勇:非常孤独,非常寂寞。人家的小孩都在外面玩,蹦蹦跳跳的,只有我被撇在那儿,不准
出去,不准乱跑。那时候肺病很可怕的,每天要睡午觉,要静养,每天喝两杯牛奶。到
现在为止我都不碰牛奶,喝怕了,一闻到牛奶就想吐。
之前我的性格是很外向的,经过这场病,变得有些孤僻起来。我蛮敏感的,因为自
己有病痛,所以好像对别人的病痛、别人的内心可以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写作
的泉源吧。
《Lens》:那时除了父母,谁是你最亲近的人?
白先勇:当时我能接触的人很少,都是保姆照顾我。我非常感谢我保姆顺嫂,我那四年生病,她
照顾我照顾得非常好。
顺嫂是桂林女人,她有个儿子叫七生,比我大几岁,我们小时候玩在一块儿的。后
来我们离开大陆,走得很仓促,顺嫂跟着我们走了,没有带走七生,他就落在这了。经
过好多年我们又见面,我每次到桂林,他都来看我,讲讲小时候的故事和他的遭遇。
他后来折腾得不得了,全中国跑。因为跟白家的关系,“文革”时戴帽子,他跑到
内蒙古去,后来又回到桂林。现在有了孙子、外孙,晚年过得挺好的,但是讲起来,真
是人世沧桑。
《Lens》:顺嫂是终老在台湾吗?
白先勇:顺嫂终老在台湾,我很佩服她的人生观,六十几岁再去嫁人,找个老伴,我鼓励她这么
干。后来老伴过世了,她就一个人,后来知道自己生病,她就拿了积蓄的钱,到处去
玩,最后死在了香港。她很豁达、很勇敢。
《Lens》:你对当时的战乱还有印象吗?
白先勇:有,整天逃难,躲日本人轰炸,半夜三更在睡梦中,保姆就把我抓起来,往防空洞里面
逃。那时候桂林、重庆都在轰炸,全家四处逃难,这种战乱的印象,贯穿了我的童年。
一出生就赶上中日大战,完了以后,一下子又国共内战,前前后后12年,都在打仗。我
是到了台湾后才真正安定下来。1948年从广州上船,睡一觉起来,就到香港了,但没想
到这一出去就是39年。
《Lens》:在战争中这种世事无常的感觉是否更强烈一些?
白先勇:有,你想一下,好不容易弄个房子,住得好好的,第二天门一关就走了,就这么快,什
么都不能搬,什么也不能带。那个时候是到处为家。我们从武汉坐火车逃难到广州,粤
汉铁路,火车慢,摇这么一两天才到了,觉得挺好玩的,到处看,看看外面。12年都在
兵荒马乱中,就是那种生活。
《Lens》:你觉得你是比较早熟还是晚熟?
白先勇:现在自己回头看自己,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对人世的感受很早熟,《台北人》是我二
十五六岁写的,那时候写的是我现在——六七十岁人的心境,所以那时候心中肯定是很
沧桑的。现在到了六七十岁,去做青春版《牡丹亭》,反而特别年轻。我觉得我的人生
是倒过来了,心理上颠倒了。
《Lens》:你有过那种成长的痛苦吗,
或者是成长的转折点?
白先勇:有的,成长很痛苦的,突然间对人世有了一些了悟,尤其青少年,当然对世界有很多很
多幻想、期望,然后这些一个一个被消灭掉,慢慢地成熟。我母亲过世(是在1962年,
“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白
先勇回忆说。葬礼上,父子见了最后一面,再四年后,白崇禧也离开了——编注)强迫
我看到了人生的大限和无常的那一面,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母亲过世后我立刻就
去了美国,环境也变了,心理上也有很大的转折。
《Lens》:你青少年时期都在阅读什么?
白先勇:看小说喽,中学就开始看的,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外国就看一
些经典的东西,《茶花女》《咆哮山庄》《简·爱》《乱世佳人》等等。
《Lens》: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古典诗词的?
白先勇:中学时我碰到很好的老师——李雅韵,她是北京人,文学造诣很高,她教我们诗词,我
背了一大堆,从宋词开始。后来我念外文系也和李雅韵老师有关。我跟她讲,我不想念
工科了,我要学创作,想念中文系。那时候台湾的中文系非常保守,几乎是经学系,只
注重小学、考据这种东西,而且教的文章止于唐宋,明清小说统统都不入流,现代文学
那是更不入流。她说,你要学文学,还是去念外文系。我就考了台大外文系,后来办杂
志、写小说,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是最快乐的。
《Lens》:
在台大外文系你遇到了夏济安老师,可以谈谈他吗?
白先勇:对,夏济安老师,那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老师,我早就很佩服他了。台湾有一本杂志,
叫做《学生英语文摘》,就是把有名的、非常好的英文文章摘出一小段,或者一小篇,
分析这个字怎么用,讲得很好,夏先生每期都有一篇分析,我中学时就看。
后来有一次到书店,翻到一本杂志叫做《文学杂志》,创刊期,我就买来看,一
看,哎呀,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感觉非常好,又介绍西洋文学,又有中文的创作。我就
想要是能给这本杂志投稿就好了,有了这个念头,我就下决心考台大外文系了。
之后投稿给他,他采用了我第一篇小说,叫《金大奶奶》,我高兴得不得了,就去
找他,他说你写得蛮老练的。那时候刚刚开始写作,老师鼓励几句是很要紧的。
《Lens》:夏先生对你创作上有什么具体的启发或建议吗?
白先勇:他觉得作文中一般的问题,英文叫sentimental,就是太滥情、感伤,他说应该要冷静。
冷静这点对我很管用。他问我都看什么,我说我有看毛姆,他说毛姆好,我说我在看莫
泊桑,他说莫泊桑也好。他觉得五四那些作家都很滥情,要我们警惕。他叫我们注重文
体的修炼,用字要很准确,文体要很精确。
《Lens》:他是觉得你身上也有sentimental的问题吗?
白先勇:对,让我小心。感伤可以,但要看怎么去呈现。他说,你写什么不要紧,因为大家写的
都差不多。西方有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古到今,小说的主题不过就是生老
病死爱情战争,就是这些东西,主要看你怎么写,怎么呈现。
《Lens》:你自己怎么看五四那代作家?
白先勇:我看过鲁迅、巴金、郁达夫,还有沈从文。鲁迅的书当时在台湾是禁书,我在香港时就
看过了。我还蛮欣赏他,冷冷的那种,他的《在酒楼上》,还有《故乡》,都写得好。
郁达夫在台湾可以看到,因为他死得早。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郁达夫,现在看看,还
是很好,有一两篇小说写得好。写得最好的是《过去》,写的是男主人公和一对姐妹的
感情故事,心理描写很现代。不过很奇怪,不大有人注意这篇,整天都讲他写得不太好
的那些。《春风沉醉的晚上》那篇写得也还可以。《沉沦》是最有名望的,但写得太幼
稚了,爱国家、大喊大叫那种。
《Lens》:大陆的官方文学史对这一代作家有个排名,叫“鲁郭茅巴老曹”。
白先勇:哈哈,我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排名要动一下了。台湾没有这种排名,官方谁也不在乎。
《Lens》:你上大学时,有哪些是大家互相传阅、青年人必看的书?
白先勇:那时候还是西方文学为主。有一本存在主义的加缪的《异乡人》,大陆这边好像叫《局
外人》,“局外人”比较好一点,比较哲学性一点。我们办的《现代文学》的第一期,
就是卡夫卡的小说,他是现代主义最顶尖的作家。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影响很
大很大的一个作家,我们讲人之初性本善,他讲人之初性本恶。当你认识了人性的不完
满、不完美,会对人性比较宽容,也会引起一些对人的怜悯吧。
《Lens》:你以前也很强调悲悯,这种对人的怜悯是怎么生发出来的?
白先勇:自己经过很多事情后,我感觉到人有一定的limitation(限制),人不可能万能,可能
我们想象要做很多了不得的事情,但是都有限制,人的限制其实蛮多的。所以人一生的
挣扎,其实你了解地来看,都蛮值得同情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得最动人的是罪人、杀
人犯,研究他们最深的东西,他们也很可怜,都值得怜悯。《罪与罚》里面不就是这样
吗?
《Lens》: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很强的宗教意识,你对宗教的态度如何?
白先勇:我生于回教家庭,中学在香港念的是天主教学校,外国神父教我们念《圣经》,有一度
我对天主教蛮向往的。后来慢慢年纪大了,更加亲近佛教。我的看法是文学到了最后的
境界、最高的文学,就是一种宗教的境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们,我们中
国最高的文学是《红楼梦》,有佛道的情怀。
《Lens》: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会儿,你和你的朋友们平常都谈论些什么,会谈论政治吗?
白先勇:我们十几个人高谈阔论,不知天高地厚,议论文学、电影、艺术,不大聊政治。倒不是
怕,只是变得非常冷淡。那时候政治比较高压,社会保守,其实我们在文学上的追求也
等于是政治的宣言,我们要文学独立,不让政治介入,在文学上追求思想的自由。所以
文学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安身立命的一块土壤。
《Lens》:你后来去了美国,有受过当时嬉皮文化的影响吗?
白先勇:有,我60
年代到的美国,那时候我跑到旧金山去看他们,我能理解他们。都说嬉皮是
越战刺激起来的,我觉得不是那样。其实美国一直是清教徒的传统,有它另外的压抑,
看起来自由,其实社会的规矩蛮严格的,你不适合它那一套规矩,一下子就被淘汰掉
了。所以嬉皮的反社会反秩序,有他们的心理成因。嬉皮的老祖宗“垮掉的一代”里头
有一两个还是我的老师,比如约翰·霍尔姆斯,他写过一本小说叫《GO》。
艾伦·金斯堡的诗我也是很喜欢,我的趣味很广,非常正统的我欣赏,非常不正统
的我也喜欢。文学天地是非常广阔、无边无垠的,文学就是打破一切界限的媒介,因为
它打破了所有人为的界限,告诉你的都是人、都是人性。
《Lens》:哪一类文学作品是你不喜欢,觉得不好的?
白先勇:我觉得文学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了你会不会有内心的感动。能感动才是真的好文学,感
动不了,我就觉得不是好文学。我不太喜欢(大陆)这边的左派文学。巴金还好,他的
《寒夜》蛮好的,把抗战的最后一夜那种气氛写出来了。我就不太喜欢茅盾。
我觉得文学是写人性,意识形态都是一时的,人性才是永恒的。意识形态解释的人
性不一定都是全面的,要是我不相信那个意识形态,那我就不感动了。
《Lens》:左派作家写的也不一定是左派文学。
白先勇:对。就拿鲁迅来说,现在很多人觉得鲁迅是左派的领头,你要看他的《彷徨》《呐
喊》,不是那么回事,《彷徨》《呐喊》到今天还是能够感动人。他写的人,是除掉了
那个意识形态的“人”。他的《故乡》,现在我跟我保姆的儿子,让我想起了他跟闰土
的那种感情,鲁迅触到了人性的那一面,所以他的东西我觉得还会存在。这跟他的那些
杂文是两回事。鲁迅还不错,他写文学的时候,那个“鲁迅”不见了。
中国人很有一套的,很奇怪,像以前那些大诗人,他们都做官的,可一写东西就不
是官了。像欧阳修,那么个大官,写起艳词来,内心那种纤细真是了不得。苏东坡也是
这样子(白崇禧更喜欢苏洵,他的古文底子很好,晚年常和白先勇讨论韩愈、三苏的文
章——编注)。纳兰性德是顺治皇帝的侍卫,当他写起词来,完全是一个词人。他们都
是将官方的身份和内心的文学观分得很开的。
《Lens》:你有个朋友叫柯庆明,他说你就像贾宝玉。
白先勇:我看到过,他写得很好玩,他是台大教授。我不是贾宝玉,贾宝玉太多情了,什么人都
爱,我不是。
《Lens》:你想过写一本回忆录吗?
白先勇:没这打算。我现在写我父亲的已经不好写了,写自己更不好写。
《Lens》:你平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白先勇:我基本上在美国住,在美国就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完全没有社交。我住在圣芭芭拉
(Santa Barbara)的隐谷,在那个小城里面,非常非常安静,看书、写作,看电影,
听听音乐,种花、散步。平时写东西都是写到天亮,晚上不睡觉,真要命,养成了很糟
糕的习惯。
《Lens》:你对死亡有什么看法?
白先勇:我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想这个事情,我早就对人生的无常有所体会,从我母亲过世以
后,我一直在想人的生命最后的终结这个问题。我现在相信有来世,我相信人的生命不
止有这一次,有过去,有未来。
《Lens》:相信有来世,那你还会害怕死亡吗?
白先勇:当然还怕,死亡都是怕的,因为死亡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是一个了结,突然间就断绝
了。
《Lens》:无神论认为只有这一生,一死就彻底终结了。
白先勇:全部消失,全部没有,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白费的,无论这一生你做什么事,最后都没有
了,这个蛮恐怖的。所以我们需要宗教。
《Lens》:你对自杀怎么看?
白先勇:我一看到自杀就有一种怜惜,像张国荣死掉,我觉得很可惜,那么一个生命突然间就死
掉了,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生命,这样自己断绝。
《Lens》:在你这些年的生活当中,想过自杀吗?
白先勇:有过,有时候觉得好烦啊,了结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时候,到了一种很绝望很
哀伤的时候,会产生这种想法的。我现在倒没有那么悲观,还有好多题材要写,我真得
活长一点,有太多东西要写了。
摄影/许培鸿
文學與歷史 ─
從《台北人》到《父親與民國》
時間: 10月26日(星期六)1:30PM-4:30PM
地點: 麻省理工學院26號大樓,100號教室
洽询:游子揚 617-230-7402
張重華 339-206-8446 2neacp@gmail.com
詳情:登录网站 www.neacp.com
中華專協十月年會談追求理想人生
【星島日報2013-09-26】
本報波士頓訊:紐英侖中華專業人員協會
(NEACP
)9月24日公布,將於十月二十六日(周六)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辦年會,邀請張系國,李昌鈺,白先勇等三位名人,暢談『從文學追求理想人生:歷史、推理、想像』。
中華專業人員協會十月二十六日的年會議程為,早上九點請著名科幻小說作家張系國主講『桃花源與烏托邦:從科幻小說看理想世界的追尋』,接著請已世界聞名的破案專家李昌鈺主講『我的學思歷程–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張系國博士在電腦科技界享有盛名,但一般大眾更熟悉的是他從大學時代起,就創作出版的一系列科幻小說。其中的膾炙人口代表作《棋王》,已翻成英文﹑德文等版本,還曾經搬上銀幕、改編成音樂舞台劇、電視劇。
不論是美國,台灣,甚至其他國家的人,世界各地已有許多人都認為李昌鈺是現代“福爾摩斯”,他調查過辛普森(O.J.
Simpson),甘迺迪史密斯(Kennedy Smith),瓊蘭絲(Jon Benet
Ramsey)等許多國際知名大案,台灣也曾請他偵辦陳水扁遭槍擊案。除了辦案卓有績效外,李昌鈺的風趣幽默更為人津津樂道。
下午將有劍橋合唱團做半小時的合唱表演,再從一點半至四點半,邀請當代最重要現代中文小說家之一的白先勇教授,主講『文學與歷史 ─
從《台北人》到《父親與民國》』。
白先勇曾出版短篇小說集,中長篇小說,劇本以及評論文章,其中最知名的是小說《台北人》、《孽子》、《紐約客》,話劇劇本《遊園驚夢》等。近年他致力推動昆劇復興,創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已在全球巡演超過兩百場,獲得中國及海外劇壇的極高讚譽。
白先勇的最新作品是《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2012年在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同時出版,獲民國史專家戴安娜·拉裏(Diana
Lary)教授稱讚內容有突破性意義。白先勇教授在紐約及舊金山以該書為題發表的演講,也場場爆滿。
中華專協已特別訂購了五十冊《父親與民國》,將以最低價售給與會人士,並力邀白教授當天簽書。
中華專協的十月廿六日年會,將在麻省理工學院的26號大樓,100號教室舉行。查詢詳情可上網www.neacp.com,報名可洽會長遊子揚 (617-230-7402) ,董事長張重華
(339-206-8446),電郵 2neacp@gmail.com。
摄影/许培鸿
叶 朗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三个系的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
主要著作有《美在意象》(《美学原理》)、《胸中之竹》、《欲罢不能》、《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中国文化读本》(与朱良志合著),以及《现代美学体系》(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总主编)等。
从文化传承和美育的视角看昆曲进大学校园
——叶朗教授访谈录
《中国美育年鉴2012》
记者汤旭梅
今年3月,叶朗先生就昆曲进大学校园与文化传承和美育的问题接受我的访谈。访谈从叶教授和白先勇先生共同筹划和推动的“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开始,涉及昆曲振兴、昆曲进大学校园和传统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问题。叶教授深入地谈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记 者:叶教授,我们都知道五年前您和白先勇先生共同筹划和推动了“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请您谈谈这个传承计划的具体内容。
叶
朗:这个传承计划包括在北大开设全校性的选修课“经典昆曲欣赏”,举办昆曲经典剧目演
出和大师汇演,举办“昆曲工作坊”、昆曲讲座和研讨会,开展昆曲艺术的学术研究,
出版昆曲大师传记,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平台和昆曲影像数据库,培养新一代昆曲艺术人
才等等,内容极其丰富。这个计划第一个阶段五年,到今年结束。第二个阶段再一个五
年,从明年开始,赞助经费都已经落实了。
记 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
您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谈谈昆曲进大学校园的意义。
叶
朗:像昆曲这样世界级的艺术经典,对它的抢救和保护必须保持它的纯正的经典品位。为
此,我们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投入这一工程,特别要动员大学的力量。我们要加强
昆曲院团与大学的联系和合作,一方面,要联合借助大学的力量,举办昆曲的大专班、
本科班、研究生班和各种研修班,培养昆曲的演员、编剧、导演、作曲和理论研究人
才。另一方面,要培养新一代的昆曲观众。大学生文化素质好,其中一部分有较高的文
学修养,他们对昆曲这样的传统艺术、高雅艺术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昆曲院团应
该建立定期到大学巡回演出的机制,大学也应该开设有关昆曲的课程和专题讲座,使一
大批大学生在校期间受到昆曲艺术的熏陶。这些大学生将来分布到各行各业,他们的影
响可以为昆曲争取到更多的观众。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大学的留学生培养一大批国外
的观众。
保存、传承本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和传统艺术经典,本来就是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应
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传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几
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指出,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乃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的功
能。从历史上看,北京大学在这方面从来就有优良的传统。从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
开始,北京大学就形成了一个重视美育、重视艺术教育、重视艺术研究的传统。这是北
京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昆曲进大学课堂,首先是在北大。吴梅先生、许之衡先
生先后在北大讲授昆曲,被当时上海报纸称为破天荒的大事。古琴进大学课堂,首先也
是在北大,那是王露(王心葵)先生由章太炎先生推荐到北大教古琴。在这些方面,北
大确实都是开风气之先,这是北大的传统。传统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传统又是一种
精神氛围、一种精神力量。今天我们要重视这个传统,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
要大力引导大学生去接触、学习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经典,深化他们的民族文化的根基
意识。要大力引导大学生自觉地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经典的尊
严。
记 者:北大的“经典昆曲欣赏”课是怎么上的?
叶
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昆曲做一个系统的介绍,从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美学和
中国的戏曲等角度来对它做一个介绍。另一方面,围绕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
做一些解读。这个戏现在已经在全世界演了二百场,英国、美国都去了,影响非常大。
所以,课程围绕《牡丹亭》的艺术创造做一些分析和介绍,不是一般的《牡丹亭》,是
白先勇他们重新创作的《牡丹亭》,叫青春版《牡丹亭》,这个我下面会讲。第一次课
大概是这么两个重点,一个是对昆曲的介绍,一个是关于白先勇的《牡丹亭》的介绍,
对《牡丹亭》的介绍当然也是对昆曲的介绍,它是一个个案。这个计划不只是开课,也
包括演出,比如《牡丹亭》几次到北大演出,后来又加了《玉簪记》。
记 者:对,这两个戏我都看了。
叶
朗:《牡丹亭》每次到北大演出,剧场气氛都非常热烈。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
记》非常美,大家看了以后觉得美得不得了,有的学生看了之后说:“美得让人窒息,
恨不得死在戏里不出来了。”为什么要美?美的东西能使人产生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美
的东西能引导人去追求一种美好的东西,提升他的精神境界。对青少年的教育,美的东
西非常重要。
记 者:刚才说到昆曲是古典文化中美的东西,能够提升人。我们知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俞平
伯和吴梅先生曾经在北大给学生讲过昆曲,为什么中间这么一段时间会消失掉?
叶
朗:昆曲不是孤立的,当时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提倡美育,提倡艺术教育,他成立音乐传习
所、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等,请了很多有名的艺术家来指导学生。昆曲也进到大
学课堂。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艺术教育不是很重视,对人文教育都不重视,所以,艺
术课也就没有了。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大家开始重视艺术教育,北大也是这样,
开始重新恢复艺术教育传统。我这几年一直强调,蔡元培先生重视美育、重视艺术教育
的传统是北京大学非常重要的传统,而且是个优良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继承。
艺术影响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办事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人的品格的问题,我们有
很多事情办得不好,办糟了,多数并不是没有技术,而是个人人品有问题,精神有问
题。没有技术还可以学,问题是很多人不好好干,没有那种奉献精神,没有吃苦精神。
贪污腐败也不是技术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技术至上。我
们现在是物质的、功利的、技术的东西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而人文的、价值的、精神
的东西都排挤到一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倾向。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倡美的东西。我为《牡丹亭》《玉簪记》叫好,因为它们把
中国文化里美的东西发掘出来,展示出来,使我们的大学生知道中国文化是那么美的。
过去很多人认为,昆曲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的了,现在谁还喜欢这个,现在节奏这么快,
这个东西节奏那么慢,但实际上《牡丹亭》在北大一演出,大家很喜欢。在节奏快的时
代,大学生依旧很喜欢这些节奏比较慢的艺术,而且有人说正因为节奏快,反而需要一
些节奏慢的东西。我觉得这非常值得研究。第一就是刚才讲的,我们需要宣传美的东
西,因为美的东西能够引导我们青少年去热爱人生,激发他们崇高的责任感,一种感恩
的心理,要对人生、对人类、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奉献。不是我说的,历史上
很多名人都是这么说的。
记 者:叶教授,在白先勇来北大演出《牡丹亭》和《玉簪记》之前,听说您也在全国政协和各
种场合呼吁,要抢救、复兴昆曲艺术。在您看来,昆曲存在什么样的危机?
叶
朗:2003年11月,全国政协组织了一个昆曲的调研,我参加了。全国现在七个昆曲院团,我
们去了五个,有两个没有去,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其他我们都去了,湖南郴州昆
剧院,浙江昆剧院,温州永嘉昆曲传习所,苏州昆剧院,江苏昆剧院。调查之后我们给
中央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讲昆曲当前的情况,剧目大量的流失,人才大量的流失,昆曲
演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可是收入很低,唱流行歌曲不需要严格训练的,但收入很
高,所以,很多人就去当流行歌星了,老的艺人没有接班人。我们当时有些统计,比如
历史上昆曲剧目可考的有三千多个,到“传”字辈演员还能演六百多个,从那之后每一
代大约减少1/3,流失十分严重。人才流失也很严重。如北方昆曲剧院1982年招收的学员
班总计六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人。昆曲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其实有两个意义,第一
个意义是这个东西很重要,第二个是这个东西有危机。所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
面值得我们高兴,另一方面要引起我们的危机感。我们的报告提出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来
抢救昆曲。抢救昆曲不能完全靠市场。昆曲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也是人类的文化经典,
艺术经典。对于这样的艺术经典,要抢救保护必须要保持它纯正的经典品位。如果完全
由市场来做的话,有可能就不能保持它的经典的品位。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要考
虑市场,但也不能什么东西都由市场来解决,不能说市场要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东西,
也不能说票房好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动
用国家的力量保持昆曲的经典品位,这就是维护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经典的
尊严,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
记 者:你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叶
朗: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建议国家拨出一大笔钱来抢救。怎么抢救我们
也有具体的建议,比如整理剧目,建立昆曲艺术音像资料库,把一些老艺人的东西记录
下来,培养新一代的演员,整理资料等等。我们还提出希望这七个昆曲院团所在的省市
为他们建立专门供昆曲演出的剧院。因为昆曲演出音响要求比较高,面积也不宜太大。
现在没有演出的地方。而且像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地方,昆曲的剧院最好能够达到接待
外国国家元首的水平,这样他们来了白天请他们游览故宫长城,晚上请他们看昆曲。另
外,我们也提到加强昆曲院团和大学的合作和联系。我们建议昆曲院团跟大学合作,办
昆曲的大专班、本科班、研究生班、研修班等来培养昆曲新一代的演员、作曲、编剧、
导演,因为昆曲的演员要求有文化的底子,跟流行歌星不一样,昆曲必须要有文化。另
外,昆曲院团要定期到大学演出,举办各种讲座。大学生文化基础比较好,其中有一部
分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昆曲是比较雅的,对昆曲的理解需要有文化。所以,我认为昆
曲进大学演出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个战略的举措。为什么?因为大学生是昆曲的最基本
的观众,或者叫“第一观众”。“第一观众”不等于排斥别的观众,昆曲当然还要争取
有更多的观众,但是最基本的观众、“第一观众”是大学生,所以,要进大学演出。这
个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培养新一代的观众。
同时,前面说到,大学还有留学生,我们可以把昆曲传出去,因为事实已经证明,
昆曲并不是不能传到世界去,青春版《牡丹亭》在全世界演出二百场,到处受到热烈欢
迎。
我们还提出要加强对昆曲的宣传。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说昆曲青年人不喜欢,是因为
宣传不够,大家不知道。北大过去不来演,大学生也不知道昆曲,现在一来演,大学生
都知道昆曲,现在一票难求,整个校园出现一阵昆曲热,一种节日的气氛。
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他们做了重要的批示。文化部、财政部
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拟订了昆曲振兴计划,由中央财政连续五年拨专款抢救昆曲。
记 者:这是国家的支持。而白先勇先生是具体地做一个剧到大学演出,做得很成功。
叶
朗:是很成功。几个方面,第一,昆曲本来是一个传统的东西,现在变成现代的。《牡丹
亭》在汤显祖的时候,当时的观众觉得很好,很美,21世纪,演给当代的大学生看,他
们看了又觉得非常美,美得令人窒息,怎么做到这一点?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当然,现
在演肯定不是把汤显祖当时的东西照原样搬出来。现在有一个提法叫“原汁原味”,我
觉得不能笼统地这么提。“原汁原味”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保持它经典的品位,这个
没有问题。如果是说老的东西一点不能动,这个我不赞同,而且也不可能。汤显祖那个
时候演员穿什么衣服?是白先勇版的现在的这个衣服吗?现在人重新设计的苏绣非常漂
亮。化妆是这样吗?头饰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样子。唱的词是一样的,其他的都不一
样,怎么能原封不动?黑格尔说,美是显现给人看的,所以,显现出来要让看的人感到
很亲切,很喜欢。如果演出来是现代人看不懂的,隔的很远,那就不行。黑格尔说莎士
比亚的戏演出也必须要改编,因为莎士比亚戏里有很多东西今天的人是不熟悉的。这是
对的,所以不能笼统地提“原汁原味”。毛主席讲过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我们要普及,
我们还要提高。不能天天演《小放牛》。所以,我们的群众艺术也不能老是停留在踩高
跷、划旱船那些形式。传统和现代怎么结合好,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但是我认为白
先勇他们的《牡丹亭》和《玉簪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演出完了大学生涌到台
前,那么狂热,如果不感到美他会那样吗?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所谓“原汁原味”可以做
到的。它必须和当代青年的审美趣味、审美需求沟通。所以,既保持它经典的品位,同
时又使当代的大学生感到美,感到可以接受,这是一种创造。
记 者:白先勇先生的这个创造运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段,包括舞美的设计,包括服装的设计,这
个听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为什么之前的昆曲院团没有做到这一点?
叶
朗:为什么没有做到呢?这有几个方面,一个因素是眼光。审美是需要眼光的。每个人都在
打扮,但是不是每个人打扮都是美的。有时候你会感到这个人怎么穿得那么难看,但是
这个穿的人不认为自己难看,他认为自己这么打扮很美,这是眼光问题。戏是一样的,
有人把舞台布景弄得很难看,但他自己觉得很好。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是白先勇
本人的地位和他的号召力、影响力,他能够找到很多一流的艺术家来帮他的忙,舞美设
计、服装设计、唱腔的设计等等。服装我刚才讲了,手工绣出来的,很淡雅,同时显得
非常华贵,这是一种审美趣味。他能够协调这么多的人,有的剧团找这些人是找不到
的,所以,这里面确实有他个人的因素,没有白先勇的个人因素,《牡丹亭》不可能做
到这么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因为搞一台演出需要钱,白
先勇想办法弄了很多赞助。但是也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大制作,它
也投入不少,但它未必就是好的。
白先勇他们的《牡丹亭》把汤显祖那个时候最美的东西放到现在演出,使当代的大
学生依然觉得是最美,这是一个创造,这是一个成功,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造,
非常了不起的成功。我觉得值得好好研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审美的眼光是最重要
的,当然,还有人际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一个艺术作品的成功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我
曾经举了一个例子,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一个雕塑家创作的,是当时法国送给美国
的一个礼物,它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比如,它是立在海上的,怎么抗风,技术问题解决
不了不行。还有经费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它就成功不了,当然决
定性的因素是雕塑家的创作,意象的生成。
记 者:刚才提到经济方面的因素,白先生从海外募集了一些资金来帮助运作这个事情,这种手
段跟您之前提倡的由国家经费拨款去复兴昆曲是有所区别的,筹钱来贴补昆曲跟政府补
贴昆曲,这两种途径您觉得哪个更容易复兴昆曲?
叶
朗:我想国家投入可能是个基础的条件。所谓基础的条件就是第一位的。但是仅仅有基础好
像还不够,还要有社会的捐助,还要有市场的运作。现在我们昆曲演员的收入还是不高
的,跟流行歌星没有办法比,我们要有政府投入,解决一些最基础的东西,使他们能够
支撑下去。但是政府投入大概也有限,还需要社会的资助。白先勇从社会上找来很多赞
助,比如“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是有公司赞助
的,他们每年资助一百万,五年五百万。将来也许能设一个基金,把一些最杰出的昆曲
表演艺术家的收入提上去。大学里叫讲座教授,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家,我在北大设三个
讲座教授的席位,一个出一千万,三个就是三千万,这个三千万我捐给北大以后,不是
把三千万花掉,北大用这个经费运作赚的钱供给三个讲座教授,本金是不动的,这样我
这个企业永远在北大有这么一个项目,不是一次用完了。讲座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在国外也是这样,比一般的教授高得多。一个系可能只有一两个讲座教授,最高的,荣
誉性的一种教席。也许我们将来搞一个基金,不叫讲座教授,想一个名字,过去前苏联
有“功勋演员”。一千万设一个荣誉演员的席位,有一个亿就可以设十个荣誉演员的席
位。这样保证我们后继有人,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我没有想好,看一看能不能
也把昆曲的演出形成一个产业链,就像美国的电影《哈利·波特》,形成一个产业链。
记 者:开发一系列产品,书,纪念品之类的附加产品。
叶
朗:对,这个是可以的,当然这个东西要动脑子的,要有创意。《哈利·波特》赚钱不光靠
票房,还有各种产品,儿童玩具,服装,甚至创建像迪斯尼乐园那样的主题公园。其实
我们也可以做,我们过去做得不够,也不善于做。京剧只限于卖几个唱片。
记 者:传统艺术不习惯做市场开发。
叶
朗:我觉得完全可以在保持昆曲的经典品位的同时搞市场开发。但是不能损害它经典的品
位。总之一个是国家的投入,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限于这个好像不够,所
以,还要社会的赞助,同时,还要有市场的开发。市场的开发我们要有一个把握,要有
一个度,还是要保持它经典的品位,而不能把它搞坏了。
记 者:有人说,像白先勇先生这样热心昆曲振兴和传播的人终究是很少的,所以很担心昆曲复
兴的前景,一旦白先勇的作用消失了之后,昆曲会怎么样呢?您是怎么看待昆曲复兴的
前景的?
叶
朗:我觉得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有这个危险,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讲,像白先勇这
样投入的人终究不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乐观。我们不要说白先勇离开了昆曲界
怎么办,我们换一个说法,白先勇他是开了一个头,这种说法可能更好,我希望今后有
更多像白先勇这样的人来加入这个队伍。艺术界的人,教育界的人,文化界的人,企业
界的人,还有政界的,都来关心昆曲,都来投入,就可以保持这个势头,不要让它停下
来,而是变得越来越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不燎原,也让星星之火能够蔓延扩
大,我觉得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所以,我们要看到它的困难和危机,同时还要保持一
种乐观。乐观的前提是我们要做,如果不做肯定是不乐观的,我们要做,而且我们要动
员更多的人来做,大家都来参与,靠一两个人不行。如果只有白先勇一个人在做,当然
值得忧虑,我们想办法让更多的人来做,前景可能就很好了。这是一个乐观的前提。
记 者:您和白先勇先生有很多接触,您觉得白先勇先生在您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叶
朗:我很敬佩他。他的《牡丹亭》《玉簪记》把中国文化里这么美的东西展示出来,变成21
世纪大学生都能接受的东西,21世纪的大学生认为美得让人窒息,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
起的创造。看到大学生那么狂热地给《牡丹亭》《玉簪记》鼓掌,我十分激动。白先生
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他自己过一种很安逸的生活不好吗?现在他不仅自己投入大量时间
和精力,还要到处去拉钱,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贡献,一种奉献。我在这
里引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冯先生90岁的时候学生去拜访他,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看不
见了,耳朵也不太灵了,但是他还在用口述的方法继续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学
生说,冯先生,您眼睛也不好了,耳朵也不好了,为什么还不休息?冯先生说:“我虽
然不能看书了,但是我可以把我过去看过的东西,产生新的理解。这就像一头牛躺在那
个地方,把过去吃下的东西吐出来细嚼慢咽,就是反刍,也很有味道,古人所谓‘乐
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乐道”就是一种精神享受。冯先生接着说,人类的文
明就好像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就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有
贡献的那些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不断地呕出心肝,把自己的脑汁添到里面
作为燃料,所以它才不灭。为什么他要呕出心肝呢?冯先生说,他是“欲罢不能”。这
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它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
能”。我对北大的学生说,“欲罢不能”四个字非常好,这是我们北大的精神,北大的
人文精神、人文传统。这“欲罢不能”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种奉献
精神,一种创造精神。也就是对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的不懈追求,是人生境
界的不断提升。我想白先勇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精神,他不是为了个人的
利益,他是欲罢不能。这种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种精神。我看到学生
那么热情,那么鼓掌,那么激动,我对白先生说,“你这八九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非常
值得。”
记 者:谢谢叶教授谈了这么多,最后请您用几句话把今天谈的内容概括一下好吗?
叶
朗:我想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我们应该从文化传承和美育的高度看待昆曲进大学校园。
在大学中大力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加强美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地继承、发展民族文化
的优秀传统和维护民族文化经典的尊严,这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第二,中外教育史都证明,一所大学如果十分重视美育、文化经典和艺术经典教
育,那么它所培育出来的学生总是更富有活力,更富有创造力,更富有进取精神,具有
更开阔的胸襟和眼界,具有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具有更健康的人格和更高远的精神境
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大学校园推广像昆曲这样的传统艺术经典,对于我们培育杰
出人才,对于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主 题:昆曲中的“情”与“美”
主讲人:辛意云 台北艺术大学教授
辛意云老师
陈均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晚上好,今天我们请来讲座的是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辛意云老师,大家欢迎。辛老师是一位国学家,我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学家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将他的理念和知识灌注于生活的一位国学家,身体力行,而且努力地推动国学的普及。另外和其他的国学家不一样的是,辛老师也参与到昆曲中,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白先勇老师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辛老师也参与了,体现出来了很多观点。辛老师的声音很好听,讲课的样子也是非常特别,待会大家都能够体验到。此外今天来的嘉宾还有趋势科技的陈怡蓁执行长,陈怡蓁老师是支持了青春版《牡丹亭》以及很多的文化项目,还有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游国庆老师,以及来自社科院的老师,下面我们有请辛老师来讲座。
辛意云老师:谢谢陈老师的介绍,我今天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就在昨天,听到有人赞美北大的校园,美到了极致,如同《牡丹亭》里的花园,我就控制不住,去“游园”了。8点钟“游”到10点,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我的体力,我怕我思绪的连贯会有一点影响,如果有不连贯的地方,请大家即刻提问。
我今天是想从一个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开始入手,因为艺术在形式的呈现上,是一个文化的以及这个族群的宇宙意识和时空意识展现。也就是在宇宙意识下的时空认知,任何艺术的形式几乎离不开这个部分。东西方在艺术的呈现上如此不同,它的关键就在这宇宙意识上的不同,有了艺术形式的差别。
今天我们看到传统艺术的种种表现,特别是青春版《牡丹亭》,也就是白老师所带领大家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还有新版《玉簪记》,它所展现传统的美到底在哪里?当我们弄清楚中国的宇宙意识、时空观念,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了。
我们先从古希腊的以及西方的艺术开始。古希腊,我们看到这是有名的阿波罗神庙,即使残破,我想大家也看到了它构建的完整性。再来是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因为镜头不足,没有办法展现完整的建构(照片),如果同学们去到现场,会看到一个完美而具体的空间,这代表古希腊人、罗马人对于这宇宙的完整空间的看法。第三,这是哥德式(又叫哥特式)教堂,它也透过空间展现了上帝的崇高性,所以它挑高,并透过在上层的框子,让光线错综复杂地进来,直通天际,引动人的宗教情怀。
庞贝古城的壁画
这个是庞贝城的壁画,也在西元前后,我们看到它是不是有点像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实体性的描绘,是非常具体的一种表现。
下面的瓶子上的绘画,我们看到他们所呈现的人,虽然不如后来西方绘画表现的立体性,可是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到,它们如同雕刻般地呈现在这个瓶面上。
这个是到了13世纪,因为中世纪时候基督教的原因,原始基督教反知识,反一切艺术活动,反知识是因为不允许知识去质疑上帝,而反艺术是人不能够太快乐了,因为原始基督教是禁欲的。
比如传说中亚里士多德有一本《谈喜剧》的著作,不过现在看不到了,只看到《谈悲剧》。它何以消失?据说,当时的教会说:人怎么可以讽刺、嘻笑,如果人将来用讽刺嘻笑来看待上帝,那会是对上帝的亵渎。
有一部电影,你们有机会一定要看。是肖恩•康纳利主演的。他就是公认的演过最好的007的代表,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玫瑰之名》,有的地方又译作《蔷薇的故事》。这是12世纪以亚维农大教堂作为背景,是说当时所有欧洲的书籍都被收集到这里,然后成立了一个大图书馆,是当时中世纪的知识中心。而后突然发生了一连串的命案,不知道怎么回事,教会于是请了肖恩•康纳利所饰演的兄弟会的神父来做调查。兄弟会是一个崇尚自然主义并组成研究科学的教派,那么肖恩•康纳利去做调查,最后发现原来是图书馆的藏书室里面,秘密藏着一本谈“笑”、谈喜剧的书,因此老神父们担心教坏了那些年轻的神父,于是在上面涂了剧毒,那时候的书纸是羊皮纸,满硬的,看的人要一边看一边沾口水翻书页,于是只要看的人就都死了。到最后的结论是说,当人用嘻笑与讽刺去面对上帝的时候,那是对上帝的最大亵渎。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是在西方确有经过一段不容许艺术发展的时代。
《向圣安妮宣告受胎》乔托
所以中世纪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艺术,后来经过十字军东征到12-13世纪,欧洲看到其他许多地方以艺术宣扬上帝并用来传教,后来乔托(Giotto)开始用绘画来说明基督耶稣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立体性绘画的展现。
这个来自古希腊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立体性、写实性,如同是现实世界的再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西方剧场的特性。西方的剧场以三一律为主,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故事,把人世间的一切浓缩在一个有限的三度空间之内。
这也是一幅乔托的画作。它所呈现出来的现实的描述,清楚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生活情景,这也就是艺术的再现性的表现。
16世纪的画作
如同这一张16世纪的画作,它的写实性、立体性、具体性就更明确了。它的镜框如同舞台,透过物理性的三度空间,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
到了17世纪,人物画变得很重要,特别是荷兰的画家林布兰特,他将绘画的体裁凝聚在日常的人物上,同时他也画了很多自画像,这代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从上帝之国回到了人世间。这是和他同时的扬·弗美尔画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也同样地用绘画表达了现实而真实的人。这也代表启蒙运动以后人的自觉性更强烈地表达出来。画家透过光影,表达人物的立体性,呈现写实性,如同照片一样再现了画家所看到的立体性,以及人物的表情,里面有着情绪性的传达,似乎让人看到、读到其中的故事。
而后慢慢地,西方人想要从这种具体的形式上解脱,这一张英国大画家透纳的作品,他开始描写大自然,陈述大海的风浪,他想传达的是在大自然的形式下,一股强大的力量,因此他被誉为西方抽象画的开始,但是它还是具有高度的写实性、物理性。
到了印象派,开始(将)天光云影展现在他们的绘画上,他们不再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故事、特定的人物来作为绘画题材,他们去捕捉大自然中的光与影。西方原有的古典的绘画形式被改变了,他们不再受到物理性三度空间的限制,但是它还是写实的。这一张非常重要的印象派画作的代表,一切具体的对象都似乎在雾中消失了形体,整个是一个气韵的存在,似乎和传统中国绘画有点接近,不过仔细看,它还是一个视觉性的写实性作品。
这一张梵高的《星空》,它代表着绘画不只是视觉性的呈现,还有作者本身内心的传递,外在世界的现象包含了人自身内心以及情感的投射,因此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是在创作者的内在,西方绘画上的真实和艺术上的真实,起了变化,不过这真实虽然来自内心的投射,绘画仍是具有写实性,它写的是创作者内心的真实,不是外在的真实。后期印象派梵高的作品可说是现代西方绘画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到了德国的表现主义,绘画作品更激烈地展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也正好是20世纪反传统的时候。在弗罗伊德心理学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认为人就是动物,因此应当将人的本能、欲望、感性全力地表现,这样才真实。西方的现代主义就是从这样的观念底下发展而来,它们反对理性,反对由理性而来的古典主义的形式,也反对基督教的禁欲。这个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观念相反。
我们看这幅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它不再求形式,也不再求立体性,它只抓住人在感性世界中的一种特殊表现——疲惫、孤独、强烈的个人性,这如同在北京这么大的都市中一个孤独的小市民,在一天工作之余,到了下班时间,一个人去到咖啡厅,筋疲力尽地坐在那里,做片刻的歇息。这里头没有古典的美,也没有古典的崇高,它只是一个现代小市民在大都会中普遍的写照,它开启了另一种真实的描绘和现实的表达。
在这种真实的追求中,毕加索完全解除了古典主义的形式,他认为如果真实是创作者内在的看法,那为什么不把原有物理性的三度空间的写实方式取消,因在绘画上,所有的物理性的透视空间都是虚拟的,不是真实的。要真实,就该踏踏实实地回到绘画的二度平面上。同时古典的、所有物理的立体性的表现也都是虚拟的,每一个物体是由好多个面组成的,应该全面剖解开来,重新安排在二度空间的平面上,这才是真实的。于是他重新将题材依这个理念处理,一切由创作者根据自己内在感受,重新安排它的绘画题材。这一张作品将一切剖析开来,根据一种情绪,展现一个女士,在睡醒时慵懒的情境。这也是一种真实,也还是以视觉为主。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萨尔瓦多·达利
这一张是大画家达利的作品,他更进一步地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存在,不过就是原子、分子的排列秩序而已,同时时间推动空间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空间是在时间的流动之中。于是他用这个方式去呈现他的绘画,一切事物在这流动的世界里,都是飘浮不定、不确定的状态。
请再看,据说这是米罗接受东方禅学的影响,于是他从形体上全然的解放,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世界的最大的可能。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抽象绘画中没有形式的形式,是人内心某种空灵世界的写照,它仍具有高度的视觉性。它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色彩达到最大的饱满。
请再看,这一幅古希腊的人体雕像,我们看到了它的具体的存在性,以及它的真实性,完全符合现实的要求。这传统仍来自古希腊。古希腊人以人体作为这个宇宙最完整的代表,他们检验出一定的人体黄金比例,譬如男的一比九,女的一比八等等,作为一个客观形式的准则。
近代我们学习西方,常认为中国人没有科学性,没有作出这样的身体的黄金比例,因此我们没有客观的准则来呈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绘画缺少写实性。
的确我们中国绘画中没有裸体画,雕刻中也极罕见裸体画,我们总是宽袍大袖,衣履整齐,中国绘画与雕刻中的美在神韵,不在黄金比例。我们要检讨原因的话,除了文化上的原因外,其实从身体来看,中国人的身体的造型不同于古希腊人,不同于印欧民族,中国人的头比较大,身体的比例不像西洋人的黄金比例,裸体不能呈现古中国人的美。在文字学上说“夏”这个字有很多解释,《说文解字》上说:“夏者,中国人也”,古文字学家有人说“夏”是中国人的象形,强调中国人头大,这个看法当然只是做个参考。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所有民族,在艺术上想要表达的完美形体与形式,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同时也用之来代表所看见、所感受到的宇宙的完整性与完美性。古希腊的完美的人物雕刻,代表完美的宇宙形式。
这是古罗马大将军、大执政安东尼,就是被埃及艳后迷惑的安东尼的头像,看来栩栩如生。你们将来如果去希腊参观的时候,到博物馆去,你们会觉得希腊的神话其实也有它的写实性。就如神话中有一个国王一直没有找到他要的妻子,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雕刻家,他可以雕刻出完美的人,他看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人有他雕刻的作品美丽,这是他娶不到妻子的原因。他心中有一个完美的图像,他的雕刻始终朝着这个图像进行,最后他终于雕出了一个完美、近乎神般的女性雕像。他每天忍不住地盯着看,甚至于忍不住亲着雕像,一步都不肯离开。这举动感动了爱神,爱神借着爱,将石头赋予生命,这个美丽的如女神般的雕像就成为这个国王美丽的妻子。
同学们到雅典或者到博物馆,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非常精彩的各种雕像,脚上踩着的几乎都是美丽的大理石。因此古希腊人借用这样的随时可见的石材,将他们完美的理想雕刻出来,他们能把大理石处理得像真人的皮肤,吹弹可破,让人忍不住在欣赏之余,真想亲它们一下,如同那个国王一样。
罗马最后的四个皇帝,请看他们的表情,也栩栩如生。雕刻家把当时一个没落时代的忧苦呈现在他们的脸上,如同真实的人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希腊的雕刻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峰的表现之一了。不过,这一切的表现似乎始终停在视觉,是一种外向的呈现,即使表情如此的生动写实,它们也只呈现了人们强大的情绪。
这是到了19世纪大雕刻家罗丹的作品。那个时代西方人觉得人不止有外形,还有内在,所以前面雕刻品栩栩如生的表情,并没有深刻地触及到人内在的灵魂。
人的内在灵魂是如此地躁动不安,这才是人最真实的一面。于是他放弃了大理石这个具有理想和浪漫的石材,用黏土展现具有流动性的肌肉,点出人类骚动的灵魂,这是西方人对人的现实生命有了更大的认识,认为人不再是上帝的宠儿,而是带着离开上帝及伊甸园的不安。这一个老妇人展现了人衰老的肉体、颓败的生命,罗丹换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人实体性的真实,这也都是现实世界里的真实。
这是传统中国的城楼建筑,你们觉得怎么样?和西方的比起来,你们会觉得不够艺术吗?你们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把所有的重量卸除,如同鸟般地上腾。
戈尔巴乔夫到台湾去,台湾招待他去看自由广场,那一天是端午节的时节,空气中带着雾气,他到的时候约在黄昏五六点之间,广场及国家剧院的灯突然亮了起来。国家剧院及国家音乐厅是复古的宫殿建筑,戈尔巴乔夫站在广场的大门,说:天哪!这个世界会有这么美丽的建筑,它怎么没有重量,这么巨大而没有重量!像两艘宇宙飞船一样地浮在大气之中。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特殊性。西方古典艺术求真实的再现,中国古典艺术求空灵和飘逸。
你们看这个青铜器的飞鹤。刚才同学们也看到西方的雕塑作品,运动员在丢铁饼。这两者之间,在动作的表现上不同,一个是用模特儿摆出最好的姿势,静止在这一个状态中;而这只青铜鹤,则是随时准备起飞,飞入无限的空中,鹤的翅膀展现活着的飞行力量。古希腊的石雕是在流动的世界中捕捉一刹那间永恒的静止,因为在古希腊的哲学里,寻求唯一永恒的本质才是真实。在中国则认为一切都在大化流动的世界中,生命就在这流动中展现出它的活力与生机,这是儒家和道家的宇宙观。
这个油灯呈现了宇宙的通透性。因为在传统中国观念里,世界的空间不是密闭的,是通透的,是无限的,从通透与无限之中,可以看到“有”“无”的同时存在。这油灯是象征一颗登天之树,它不同的枝叶代表不同的世界。就像《易经》中用六十四卦表达世界中的六十四个点,也是六十四个世界,这些世界可以相互往来、感通。油灯底座的人与虎,还有被驱赶爬在树上摘桃子的猴,代表人与自然中的关系,这世界的一切是有机互联的。
请再看这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北宋时范宽所画的《溪山行旅图》。这样的大山,范宽用它展现了无比的气势,可是它壮大而没有重量,范宽透过云气,将下坠的重量柔化,呈现出它巨大而能飘浮在空中的神妙,因为一切都在宇宙大道的流转衍化之中,展现出宇宙的无限深远。
到了南宋,空间的无限性成为他们想要表现的绘画题材,他们发现画面上只要呈现一角,无限性就可以全然地展现,而无限性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宋代理学从宇宙的秩序来建立人生,宇宙空间的无限性不只是客观宇宙的呈现,更是人心最天然的部分。画家将自身内在的体会,和外在世界的真实性结合,这种心物合一的境界成为南宋绘画的重要表现,世界“有”与“无”的同时存在成为南宋的基本画理,轻盈、飘逸、流转、活泼也成为中国艺术上最重要的美学范畴。
从传统中国儒释道三家汇集的思想中,这个世界如同一卷长长的山水画,随着大画蜿蜒地向前,整个山水画也就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请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了中国传统山水画。如这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它成为元以后文人画的典范,它不但呈现了富春江、富春山的美丽,也用单一的墨色轻重点染,成为缤纷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墨色的错落、跳动,也就是在大道流行中千变万化的各种有机事物。一卷《富春山居图》,含藏着最深邃的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及生命观。
《斗牛图》李可染 取材自雅昌艺术网
我们看近代大画家李可染先生,他说当他累的时候就画牛,当他准备让内部的生命力量冲出,他就画大山水。他说画大山水需要一个画家全部的精力,因为他所展现的是整体性的宇宙。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绘画就内涵而言是一个哲学性的绘画;西方古典绘画就内涵而言则带着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
你们看这张山水画,山是不是在虚无缥渺之间?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阿凡达》这部电影?据说电影中的景象是根据这张画作为布景想出来的。这是传统山水绘画的典型,在有形的山和无形的云气中,展现宇宙的流动,一个是上腾的力量,一个是向下的开展,也就是太极的形象化。
这一张宋人画的花卉,在写实的基础上,表现出兰花活着生机盎然的样态。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具有生命性的,所以中国的绘画中展现事物的活力,这个兰花如此真实的摇曳在无垠的空间之中。
请再看汉代砖画,在“有”与“无”之间,你们感受到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中国的基本的空间意识其实就是一个道家的空间观。可是它就在这个空间中一切又都是运动的,在 “有”的表现上,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个无限的“无”的存在。
包括书法的展现,在点画的跳动中,使平面的空间随着笔画的转折,从二度空间动出三度空间,如同夜晚的星空。传统中国书法特别讲究中锋用笔,这样可以使每一个笔划都具有实体性和三度空间性,每一个字都出入在二度空间与三度空间中,整个画面也就鲜活起来,空间也似乎向外扩散,以至于无限。
秦俑,我特别挑出这些放大的镜头,刚才我们看到古罗马安东尼的雕像,他的表情跟这个表情有什么不同?安东尼的表情似乎只呈现自我,而秦俑则似乎正在跟我们对话、沟通,虽然他眼珠子的颜色淡掉了,可是整个的神情我们仍可以看到它的生动和正与外界人们相联的状态。
这汉俑能不能说是中国的蒙娜丽莎?现代的学者常说由这汉俑的拘谨可以看到汉代的阶级社会与奴隶的样子,这可见汉代阶级的森严。可是如果我们去看汉代的历史文献,汉代承接先秦古文化人的自我内在的认识,又向前跨了一大步,人不仅了解外在宇宙的无限性,也看到自我内在同样是一个无限的宇宙,自我的掌握,也是自我生命力量的表现。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人的主体性在汉代很明确的确立了。
这是东汉的歌唱俑,表情生动、喜乐,它整体形体以及肌肉的表现和西方的雕塑的表现是不同的,西方雕塑是力的展现;而东汉俑则表现出生活情态。
佛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谈四大皆空,但是到了中国,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人的生命之情也成了佛教艺术中重要的情感表现。这北魏的佛像更表现出即使是佛国世界,尘俗不染之中,佛与佛之间、人与人之间、菩萨与菩萨之间,不失相与之情。
到了唐朝,以胖大为美,其实胖大是“空”的一种展现,多奇怪!空竟然可以用胖来表现,在传统中国人看来,“空”如同“无”,因既然空是无,空里面就可以装满一切,这代表圆满。这是中国人非常特有的观念,一切皆空所以可以包容一切。这和印度人的“一切皆空就代表什么都没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一切皆空也就可以一切皆有”,胖大是空无,空无是圆满。
这是北宋美人的代表,它和唐的胖大为美不一样了。我们看她的玉洁冰清、清丽的样态,很害羞地面对着我们,她仍然和我们有着对应,用肢体语言说着话。传统中国的艺术特别在人俑的表现上,常常可以看见仁的表现,也就是人与观赏者可以相互地沟通、交流,而这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上美的元素。
青春版《牡丹亭·冥誓》 杜丽娘/沈丰英
柳梦梅/俞玖林
摄影/许培鸿
这是青春版《牡丹亭》的女主角跟男主角,在结为夫妇后相亲相爱的表情,热烈又清淡,深情又婉约,一副精彩的夫妻情深的身段。
这是青春版《牡丹亭》里女主角为情而死,化为鬼魂时,阎罗王同情她至情至性,派着小鬼护送她去寻找她梦中的爱人。死亡在西方古典戏剧中,是悲剧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中国,死亡则不代表悲剧的形成,有的时候它反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展现,生与死没有绝对的断裂性的差别,它是宇宙大生的一体的两面而已。《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宇宙结构与生命形式,来表现人类爱的永恒性,说明真正的爱、真正的人性。
传统西方在古希腊的宇宙观中,天与人是分裂的,生与死有着不可连接的鸿沟。西方何以如此?这来自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哲学上对于宇宙的这一个认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古希腊哲学是从物质的结构来谈世界的基本存在本质,他们到了毕达格拉斯,他提出了“数”是世界的本质,也是永恒的存在,用“数”可以掌握世界的万物,世界万物的存在离不开“数”,这个世界是由“数”结构而成,宇宙不论是整体还是部分,都可以由“数”计算出来。所以在传统西方艺术中,一切都在“数”的结构里精确地呈现。
而后赫克利特,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提出了“火”作为物质本质,因为“火”的变化可以以一定的规律进行,这是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也就是宇宙中的“逻各斯”(logos),它是宇宙的事物能存在的根本因素,这也是西方至今一切知识与真理都必须符合逻辑法则与形式的原因。宇宙如同“火”,既变化又有一定的规律,这才是完整的存在世界。
到了巴门尼底,他直接说宇宙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而圆满的存在,而“数”是形上、形下的连接点,唯有透过“数”,万物依一定的比例存在,如此才有和谐和完整。西方的古典艺术至今就以达成“数”的完整性与和谐性为最高的美的范畴,同时展现宇宙中具体的实质,并藉它将现实世界再现。同时在西方古典艺术中,表现的是绝对本质性的存在,死亡就是幻灭,是不存在,凡死亡即形成悲剧。
在传统中国,除了庄子、老子,谈到宇宙是一种道的流动,是“有”“无”的互相转化,到了《易经·系辞传》中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由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宇宙是流动变化,“有”“无”相生,阴阳相长,因此艺术的时空性也是流动变化的。《易经·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请大家注意,这不是一个静态的“阴”与一个静态的“阳”合起来成为道,它其实是流动的,这个“一”可以做动名词,是带着动作的,一个“阴”过来,一个“阳”过去,相互交融、消长、转化,就产生新的事物和生命。所以说“生生之谓易”,这一切变化创造的发展就是“易”,“易”本身就是变化的意思。
“阴阳不测之谓神”,也就在这样的变化中展现了一切的可能,是人无可预知的,这真是一个精彩的宇宙,精彩的世界,所以称之为“神”,如同我们说:“北大的孩子个个精彩极了,个个都能创造,神极了!”“神”就是这个意思。
“神”本义是闪光。传统中国人认为在打雷闪光中,阴阳二气相合,就能生生,产生万物,“物”是阴阳二气所化生,所以说“精气为物”。哪怕这个世界有基本的物质,如古希腊所说的一样。不过万物的产生却是在阴阳二气中变化出来,生命也就在物质的基础上化生而出,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也从这物质的基础上崩裂而出,如同《西游记》里孙悟空由一块大石头里出来,物质与精神没有绝对的分割性,宇宙的变化真“神”,生命的展现是这大宇宙中最精彩的表现,这是宇宙最真实的状况。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就是说明宇宙最神妙的变化,而又同出于道的状态。在大道之中,万物有它的一体性,同时又有人的不可知性,面对这样的宇宙,人唯有展开心灵,扩大意识,才能认识无垠无限的宇宙。
老子把人的认知以及宇宙的可能性拉到最大,由此看到具体的存在世界所构成的种种系统,都是由无到有、由有到无,不断地分化、混同后形成绝妙的世界。
老子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道”在不断的流动中运行,永远不会停滞,永远不会满盈。就如同我们的传统马桶,一旦满了就不能用了,也就停滞了,而“道”如同现代抽水马桶,永远不满,永远流动。所以,“道”深不可测,容量极大,成为万物的根源,如此万物才能发生。同时“道”又化成了万物,它不再有自我的特殊性,和宇宙万物完全化为一体,所以它平淡得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在似有似无之间变化、流动。
接着他又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段话也就是说,这世界的一切的具体存在,其实是在一个能容纳一切的“空无”之中。佛家进来讲“空”,传统中国人由道家的这份“空无”,迎接了佛家的“空性”,“空”成为中国的宇宙形式,也是美的重要范畴。
因此传统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以及书法中的留白,以及所有一切艺术中的留白,其实是艺术中构成完整形式中一种最重要的部分。
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这个部分我们当用心体会,因为它说明大道超乎人的感官知觉,在人感官经验之上,“视之不见”,说明它的无形性;“听之不闻”,言其完全的沉默;“搏之不得”,为人触觉所不能及。人的一切感官知觉,无法彻底对大道的空无有所理解。老子要人打开心灵,从具体的经验出走,才能够意识到这无限无垠、变化无端的世界。
老子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是说明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会割断人们对宇宙本相的认识,因此传统中国艺术的呈现,后来走向用黑白,或用淡色来表现,不用缤纷色彩来遮蔽世界的真实。如同音乐不能用过度纷杂、饱满的声音表现,因为过度饱满纷杂的声音会割断对大道的贴近,阻断对道的认识。是以古琴就成为中国音乐的最高代表,它那单纯、接近本质的声音,在断断续续的表现中,让人进入人的最深沉的内在,而后与万化冥合,成为中国音乐的最高代表。如果老子还活在当下,他大概不吃麻辣火锅,因为他认为,过度浓郁的食物将使我们丧失接近原汁原味食物的能力。同时老子也反对借着事物的刺激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如同今天的飚车、酗酒、打电玩等等,这将削弱人自身原本的生命力。或是透过疯狂购物,满足自己的高涨的情绪,希望从中获得最快的成就,这同样将是作茧自缚,丧失了自己自主自由的能力。是以老子主张,国家文化政策的方向最好开发人们的心灵,提振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可以有深沉的对道、对生命的感受力。这句话中的“腹”字,是指内在生命的感受力,因为腹能养人,这是《内经》的解释,同时在《礼记‧乐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传统中国的艺术在这样的美学要求中,一切审美的要素就不只是满足目视形式的要求,还要心灵的、精神的享有。创作者也同样要将一切题材,与自己的心灵、精神相融,展现对道的体认。
《庄子‧逍遥游》里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这是《庄子》,离开了人现实的社会,而后拉开一个无限的空间,来看这世界,他用寓言的方式,藉鱼和大鹏鸟,说明世界的有机联系,同时又在一个永恒流动的大气之中。只是鱼和鸟在全面展开自己的时候,不能脱开现实物理的基本元素,这才是真实的存在。“气”是联系这世界的关键,宇宙的一切酝酿在这个大气之中,一切万物的存在都凭借这大气,而大气又消除了地球引力,使所有的万物、所有的存在都失去了重量,这展现了这世界的真实,也展现了这世界的神妙,这神妙的美就是“飘逸”,就是“空灵”,也就是“潇洒”。中国传统山水绘画,具体的表现这美的形质,这是含着“气”的艺术形式,不着实,不沉重,一切如同无形无相时间的流动。中国艺术喜欢线形的表现法,由这里可以看到它的理论基础。是以传统中国艺术,它的核心就在创作者对宇宙大道的体会,艺术的一切形式主要的就是如何表现这个“道”。所以说中国传统艺术是一个“道”的艺术,不论是创作者或观赏者,都得对这“道”有真实的感受性。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对“道”体认的程度,而观赏者也可以从艺术的欣赏上看到自己对“道”的感受能力。在艺术上、在美学上,传统中国人常说的“意境”、“境界”就是由此体认产生。
《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吕氏春秋》说的“太一”就是“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吕氏春秋》更认为,“道”决定了这个宇宙的范围,然后它展现出来的是无垠、无限。所以在中国美学上最高的美是无限,而西方的美学最高的美是崇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艺术上的雄厚、壮大;可以看到中国艺术上的空灵、无限,而唯有空灵才能通向无限。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因为“道”无形无象,《吕氏春秋》以此说它是万物的根源,因为无形无象才能化生有形有象的万物。万物因道而存在。《吕氏春秋》更继承了老子的说法,没有声音就是一切声音的根本,也是声音最美的部分。这和西方“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声音,它不是声音”的观点是不同的。而《吕氏春秋》说,“没有声音”仍然是声音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听到传统中国音乐及昆曲的演唱,就能领会到“无形无声”是声音的一种表现,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是天地万物产生的开始。所以《吕氏春秋》再说:“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吕氏春秋》中还有一句话:“主之以太一”,就是这个世界一切以“太一”为主。
郭象解释说:“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称。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括囊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也。”这是说一切从“太一”出来,而后一切回到“太一”。
“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整个都在它的范围里,可是它没有边。“括囊万有,通而为一”,但它又是一个整体。这与西方的整体性是一个完整具体的圆满空间,在永恒而不变的“逻格斯”之中不同。“大道旷荡,无不制围”
“括囊万有,通而为一”则是在无边无垠、变化万端、走向无限中,又是一个整体,这种中国式的宇宙观,在世界上是极其特殊的。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到了佛教《心经》中的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原本的意思,“色”是指现象,一切现象都是凑合出来,因缘合和而生的。就像我们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上课,待会上完课就散了,世界的现象就是在这因缘聚散中,没有永恒,没有本质,不固定,一切都在变化中,此之为空。人们凭甚么认知到现象内部的真谛?不就是凭着现象变化的本身吗?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就在这里传统的中国把这一个“空”,去跟《淮南子》中的“无”结合起来,以至于它产生出“一切皆空,也就是一切皆有”,因为“空”,所以能装纳宇宙中的一切。以至唐朝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以“空”作为宇宙的本质,但又不是原有佛教的“空”,而是能装纳万有的“空”,这是一个大圆满,是以唐朝以胖大为美,代表完满无缺。
“惟有此亭(台)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这一首诗是北宋时苏东坡的《涵虚亭》,我在“亭”字的括号,加写一个“台”字,表示“亭”可以换成“台”,这可以说明传统的中国的“舞台”。传统中国的舞台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虽然说最早的中国舞台就在大自然的原野上、田围里,有时也在所谓的“操场”上,到了北宋,则变成了大型市集中圈出的一个围子,演出者就在其中表演。在这一个无中生有的表现方式里,文人雅士更在山边凸出的亭中,在四面镂空、可以与天地大气相通透的亭子里,或吹笛,或弹琴,或作音乐的演奏,甚至于唱词、歌诗,在大自然中加入了人文性,人文又与自然合一。
这一切皆在“无”的场域中变化出来,是以尔后的传统中国舞台上,顶多一桌两椅,那桌子可以是山,可以是城门,可以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堆砌物;那椅子可以是椅子,可以是床,可以是河,也可以是门板等等。一切事物、情景都在有形无形中游走、变动。整个小小的剧场可以把宇宙以至于人世间的一切展现出来。而其中展现最重要的主体,也是构成戏剧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演员,就是人。
传统中国的戏剧具体展现出传统中国的宇宙观、生命观,一切以人为宇宙中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人存在的世界,世界的一切其实都是从人的眼中、心中、感受中而存在,这跟西方可以与人无关的、纯粹外在的物质世界,是不同的看法。是以传统舞台以人为主,以演员为主,所有的戏曲透过演员,将一切表现幻化出来。
青春版《牡丹亭·惊梦》杜丽娘/沈丰英
春香/沈国芳 摄影/许培鸿
我们就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例,舞台上仍然尽量维持着没有太多布景,然而在《游园惊梦》中,在女主角的表演里,就将春天万紫千红的世界完全呈现出来。女主角近乎舞蹈般的每一个动作,都指向一个外在客观的情境,那些千变万化的景物就如同彩球般地,进入到观赏者的心中,呈现出一幅幅只在观赏者心中的图像。演员的表演展现了那个客观世界,透过演员的动作、唱词,带领观赏者进入那个世界。观赏者再透过自身的感受、想象,将自己的经验补足进去,而后随着观赏者自身的经验,看到一幅又一幅、一个又一个既虚空而又真实的景象、既真实又虚空的景象。一切都是虚拟的,但又完全合乎人的真实经验,一切又都似乎是真实的。传统中国戏曲何以是这样的创作与表现呢?这就来自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理论,并带出的审美情境、审美要求。
现在我们再请听一些音乐。大家听一下东西方音乐,可以看到西方音乐的遍布性。在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中,声音充满了所有的空间,乐曲在谨严的结构里铺天盖地的、一波一波的进行着,如同在一片大海中,海浪一波波地打向海岸,连绵不断,没有空歇;而东方的音乐是空灵的,声音在有与无之中进行,除了古琴的表现法,明显展现没有声音是曲式中的一部分,没有声音就是声音,如同书法,在文字的行列间与空白处,是一体的表现,也如同绘画,必须留白,否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绘画,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无”、“有”才能构成出完整的世界、完整的宇宙,所谓的“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如等一下我们听这一首由乐器管子演奏的《醉翁操》,声音在“有”、“无”间进行,请问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从管子乐音的演奏里,听到了那空旷无垠的宇宙空间?听到了宇宙中的寂寞?而后面对这个寂寞的乐音所开出的情境,回归到自我,真实地面对着自己内在最深沉的情意?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传统西方的艺术是外拓性的,传统中国的艺术是内敛性的。传统西方艺术具有强烈的的再现性、写实性,传统中国的艺术则展现在高远、悠远的意境之中。
(播放音乐,《IVAN之歌》、南管、卡巴耶、昆曲、韦瓦地《四季》、《醉翁操》)
我们不妨也听听俄国当今最好的男低音IVAN唱的歌,你听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声音,音符似乎充满在所有的空间里,没有一丝空隙。第二首,同学们知道这是哪里的音乐吗?喔!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南宋的音乐──南管,现在保留在泉州,还有在台湾。我用这两种音乐来做对比,同学们能不能感受到,一个是全面的开展,一个是自我内敛的表现。在南管的音乐曲式中,似乎含藏着丰富的空间性,听着听着,大家是不是慢慢地就沉静下来了?如果有人因此睡着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因为你们平时太忙碌了,一旦我们进入一个让自己安静的世界,我们自然就卸除了强打起精神的紧张,让自己获得松弛、休息。南管所有的发声、吐气、吸气,都是以内为重,所以它声音的转折是回向性的。此外南管仍保留着古代人们的一种仪式性的形式,折回周旋,随着人气血的流转,让一切感觉与意识慢慢回旋到自己身上,享受着自己内在深沉的情意。
现在再来听另外一首西洋歌剧中的女高音,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抒情女高音之一的卡巴耶,她已80多岁了,你听这一首曲子,她用西方的美声唱法,唱出最圆润嘹亮的声音,叙说对爱情的向往。现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女高音可以用这么长的一口气,像抛线球一样,把球顺着拋物线的路线,丢上去,然后慢慢收回来,歌剧声音的表现完整无缺。这是西方人把人体当做一个乐器、一个共鸣箱,将人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来。
下面要听一首曲子,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这是昆曲,明代的戏曲,距今五百多年了,演唱者是一个得过梅花奖的、极好的资深演员。她用最天然的声音,虽然也经过了身体共鸣腔的运用与修饰,但是她还是以接近天然的嗓音来演唱。大家觉不觉得她声音甜美、自然、没有压力,共鸣腔的运用与修饰增添了她声音的穿透力,随着乐曲旋律,和人的气息流转在一起。观者、听者、演唱者似乎如同《庄子》所说的:“野马也,生物也,尘埃也,以息相吹也”,就在演唱者的带动中,大家透过大气及呼吸,联系成为一体。
大家会打太极拳吗?这昆曲的曲式是不是可以随着太极拳而上下挥动、旋转,其中有大气浮持着,人们打着打着、听着听着,就将人与生俱来的生之紧张,逐渐释放。人们在中间获得情意的感通,也获得心理的纾解。这是中国人在生命的体验里有意识的设计,而成的音乐、舞蹈、戏曲的表演形式。
当时的大音乐家魏良辅,也就是昆曲水磨调的创始人魏良辅,根据当时所流行的几种戏曲曲式和声腔演唱法,加以改良设计,把南北的声腔结合;他的女婿是北方人,充军到南方,被他发现、举拔,甚至于把女儿嫁给他,然后他们几个音乐家、戏曲家们,在一起研究,创作出能将人与生俱来的生之紧张卸除,而后使人在这舒缓、舒适的感受中,享受到最协调的生命状态,而享有生命的喜乐,如同宗教中所谓的“法喜充满”。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昆曲的精彩,不是社会约定成俗的、自然形成的,它可不是平白的唱出来的,它是透过精美的艺术审美性,创造、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个创作!一个伟大的创作!下面我们再放巴洛克时代一个大音乐家韦瓦第的作品──《四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很熟悉,我请朋友们听一听,是不是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出来,遍布天际。
好听吗?好多同学都点头了。我问这个是有用意的,或许我们先听这一段《醉翁操》。我们前面说过,《醉翁操》的曲式、乐音带着我们从“有”进入到一个“空无所有”的世界里,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表达,像不像在一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栋孤独的小茅屋,袅袅炊烟从茅屋的烟囱里飘然而出,然后逸然轻杳地没入空中。我们从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有”,进入到那无限的“无”,更感觉到这世界的辽阔,我们似乎听到的是无声之声,是俱寂的万籁。有同学皱着眉、苦着脸,你们是不是感受到一种萧瑟、忧伤和寂寞?
但似乎又不是平白的绝望,而是一种深沉的沉静,并浮现出一种清明,同时感受到平时没有感受到的辽阔和自然。
传统中国艺术从“有”到“无”;“有”的目的是引动人们去看到、去感受到无限,让身心获得释放与自由,而后再从无限转回,回到自身的心灵,并确定了自己,确定自己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确立不移的。这是一种属于自我意识性的艺术,和西方的仍以视听、感官知觉为主的艺术不同。而传统中国的戏曲舞台,就是更具体地提供、表现这种属于自我意识性的艺术。而这自我意识性的艺术,也就是来自道家无限的宇宙观、儒家以人的心灵意识为主体的生命观,这还可以包含来自大乘佛学聚散离合的世界观。
这是白先勇老师带领大伙制作团队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这是第一次演出时录制的影像,请大家看,这长长的水袖,是大伙有意识的创作,所设计出来的长水袖,这水袖比平常的水袖长。
青春版《牡丹亭·惊梦》杜丽娘/沈丰英 柳梦梅/俞玖林 摄影/许培鸿
古人们将衣服的袖子加长,成为水袖,是为了演出时成为身体的延伸,让身体更富有婀娜多姿的变化与表情。而青春版《牡丹亭》再把水袖拉长,是为了有更多的地方来展现人们内在的深情,传达那缠绵不断的爱情,如此可以加强引动观者内心情感的波动与缠绵。在南宋或元朝的壁画上,我们看到当时戏曲演出人员的绘画,袖子都是紧紧的,方便于动作。到了明代,则将袖子延伸成为水袖,那是“情”的表现,也是强调在这无限宇宙中的、委婉曲折的生命形式。
对于现代舞台巨大空阔的空间,当时大伙在设计、创作时,也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因为有好些昆曲的爱好者及方家,他们主张要恢复传统,就得缩小舞台,恢复到清末我们常见的小舞台,不然就是违反传统。我们当时在有关传统舞台的讨论中,不断问着:“真要缩小吗?缩小就是恢复传统吗?”我们看到现在还存在着的、以原野为舞台的古老方式,以及在市集中围成一圈的自然方式,此外在厅堂内精致的演出场所,还有在庙宇前三面透空、与天地共同呼吸的古老舞台,有元代的,有明代的,有清代的,其实有的还蛮大的,甚至于包括在宫廷中的几层楼的舞台,林林总总,自古以来的舞台,大小并不一定,但是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与天地的通透性,它能将大千世界融入一个有限舞台之中,并借着这有限的舞台,带着人们进入无限的宇宙和分分秒秒、聚散离合的大千世界。舞台的传统性不在大小,而在乎它的通透性、自然性、变化性,这才合乎来自道家宇宙空间的那一份空阔的传统性。
我们回看现代,人们对世界的感受,特别是透过视觉,人们已习惯于外层空间的无限性,这无限性已成为我们的现代美感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把舞台缩小,其实是屈折了我们现代的美感要求。《论语》中说:“因不失其亲(新),亦可宗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传统的恢复与坚持底下,我们当从传统中展现某些可以扩大传统美感的新元素,大伙把水袖加长,我们利用现代空阔的巨大舞台,展现道家思想所带出的空灵、悠远、无限的空间美感,这是传统中国美学,也是传统中国艺术绝不可缺少、动摇的元素,而后就在这无限的空间中,才能够加强表现出人生命的情感。人生命的情感是这聚散离合的世界中最真实的真实,这也是传统中国昆曲中传唱的审美核心。
我们再看白先勇老师带领制作的新版《玉簪记》的表演,整个外在客观的情景也是从人体的舞蹈表演出来的,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整个大自然成为戏剧创作的美感,整个道家的思想强调人以外的客观宇宙,也化成人的美感经验,在传统中国戏剧中,演员要将它全面的演化出来。
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天、地、人”三才,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哲学命题。宇宙的基本元素有天、有地,还有一个人,人也是构成这宇宙、这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传统中国哲学的特有观点。
这个特有的观点就是说:离开人,还有这个世界吗?站在西方哲学、科学的观点,当然有!地球比人早诞生,太阳比地球更早诞生,还有星辰,哪一个不是比人更早诞生?怎么能说没有呢?但是问题是,当没有人的意识去面对这个宇宙的时候,宇宙也不过就是一个客观外在的对象而已。今天我们所享有的哲学、科学等等,一切文明的创造,都是因为有人才产生,所以,人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透过人,所看到的是宇宙、世界,还有天地万物,它们有它们的客观性,但是这客观性仍是从人的认知中产生的。
这个观点从三千年前西周的时代就开始了,当时认为“天”就是这样一个天,无声无臭,得从人的身上去认识它,而人才能真正展现出“天”的意思。
如果从人世间,西周的人们认为商朝何以灭亡,因为他们不再认识天了,他们不再遵循天的意思,带领人民好好地生活下去,因此天也就不再帮商纣,成为世界的领导。
而上天原本的生生之德,文王理解,展现在自己的行为上,他带领人们寻找好好生活下去的路,所以万邦都信赖他。这就是“天德,乃有德者居之”的表现。并且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个领导者如何展现自己的有德?如何遵从天意?就是从老百姓那里认识起,老百姓的生命需要就是上天的表现,也是上天的需要,老百姓们整体呈现了天意,做为一个领导者,是从百姓的整体需要上认识天地、宇宙。
《诗经》上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是说上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和百姓,在这创造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程序,老百姓秉承了这一个创造的程序,为了达成生存,展现生活,并完成生命的理想,天生地就喜欢“生”这自然界中的生之秩序。做为领导者,要能认识这生之秩序,如果不能认识这生之秩序,就无法遵循自然之道。人来于天地,而天地之秩序则是由人认识,再加以遵循,这样才能完成人的生命、世界的生命。
到了春秋的时候,人们认为祸福一切由人自召,人们有德就有余庆,无德便召来祸害。世界的真实、真理都是从人的正确认识开始,所以在古文献中,说人是天地之秀者,是由金木水火土所构成的,同时他是金木水火土最精炼、最匀整的结果。
汉《说文解字》上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易经系辞传》则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传统中国人认为人来自于自然,在天地阴阳大气慢慢的调和酝酿中,就化生出万物,化生出男女。这里所说的“干道”就是宇宙中阳刚创进之道;所说的“坤道”就是宇宙中凝聚完成之道。从乾坤两大力量中,正式产生出人、男人、女人。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没有西方历史那种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今天华人社会女子充分崭露头角,其实和这传统文化有关。“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这是到了北宋理学的开山周敦颐,揉合了儒释道的思想,提出了这个观点。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同时理学的另一个开山者邵雍则说,人之所以灵,在于人的耳目口鼻,也就是说人能够透过耳目口鼻以至于心,去认识外界、辨识外界,并创造文明,所以人是万物之至。人的心,最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其实在孔子的《论语‧学而篇》的第一章,就说到人有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在现代心理学上,就是自我意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个自觉的辨识力是人与生俱来的,孔子以此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前提。这种自我意识,不同于动物意识,它是指人的自我认识的能力,以及再认识自己认识的能力。人是唯一有自我认识能力的动物。孔子从这个点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也就是人在自我觉醒、生命觉醒后,会意识到自我的生命力,而后自然地会想去开展它,随时随地地会去开展它,以让自己的生命成长,这就是“学而时习之”,也就是随时随地去尝试新的可能,这是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个“习”字,朱子解为“鸟数飞也”,也就是说,鸟在巢里长大了,羽毛丰满了,很自然的就会不断的练习飞行,让自己能一飞冲天,那是一个生命力的开展。
这如同你们今天到北大来学习,你们全力投入知识的追求,也尝试作各种锻炼,看看自己的能量,有了心得,你们就会有发自内心的喜悦,这种喜悦就是你们感受到生命的喜悦。而后你们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的生活是不是开展而丰美起来?这不就更快乐了吗?有了这种生命的成长,你们遇到挫折,不丧失自信,这不就是“人不知而不愠”吗?而这也就是人道的开始,健康的生命之道的开始。
孔子又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说,我的学说,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道”而已。当时孔子的学生有些并不明白,就问曾子甚么意思。曾子说,就是“忠恕”而已。这什么意思?这“忠”就是尽己,也就是把自己尽量地活出来。也就在这种将自己尽量地活出来的过程中,透过自我意识,认识真实的自己,也展现真实的自己,而后我们才能够从我们自身的经验认识人、体谅人,而后有爱。
所以孔子说,能自我认识、能认识人、体谅人,而后有爱,这才是人,也才是人性。所以孔子说:“人者,仁也”。孔子用这个“仁”字,作为人性的统称,也就是说,从人的人性,不是从人的生物性,人是渴望爱、追求爱的。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真正的爱,也就是所谓的“仁”,乃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开始。这句话包含着对人的尊重、体谅、理解、沟通,让人有自我抉择的机会与空间,这才是爱的完成,所以“仁者爱人”。
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说,古人读《诗经》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人的情感。《诗经》有文字的三百篇,孔子说,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诗经》是直出人心臆的情感。‘思无邪’不是指合乎道德性的纯洁,而是说“直出心臆”。“无邪”就是直,新文化运动时错认了这个词,以为一切要合乎道德。其实用现代话说,孔子认为诗歌、文学是人情感的总记录。而人是情感的动物,人内心有着丰富的爱,甚至可以说强大的爱。即使从生物性上说,人的原始生命力中最重大的力量之一,就是爱的力量。
人天生渴望爱,没有爱,没有归属,无法确定意义,人的生命灵魂是漂泊无依的。但是人的情感又是变动不定的,所以西方的哲学上、知识上,认为一定把人的情感切除,强调理性,这在知识、真理上才有恒定的准则。这也是西方今天哲学遇到瓶颈的原因。人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情感中,孔子主张人要透过觉醒,不只理智(用现代话讲就是自我意识),认识自己的情感,认识人的情感,人就能够适当地处理情感,展现人更大、更高的理性,人就能够既有情感,又有准则了。
是以孔子教学生、教儿子一定要读《诗》,“不读《诗》,如正墙面而立”,就是面对着墙,走不动了,走不出去。
而《诗经》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开始,它不是道德性的指点,而是说明人对爱情的渴望,而真正的爱情在于充满善意的体贴,任何一对伴侣,双方相处一定有着这份充满善意、细致、温柔体贴的理解在内,而这是人能拥有爱情的前提。就像世界大导演李安的爱情生涯,他学完电影,六年找不到工作,他本来打算改行,另外做别的事,他太太说你就好好在家读书吧,不必改行,你全力以赴追求你的理想吧。如此的支持,李安才有今天的成就。
古人解“窈窕淑女”,窈窕是指细致、委婉,淑是指善良,也就是充满善意。这是指具有这样的爱意的女性,就是君子最好的伴侣。而君子,孔子赋予新的意义──高度的觉醒者。这种觉醒者一定有高度的生命理想,需要这样的充满爱的体谅的支持。当然在这个强调男女绝对平等的时代,我们也可以换着说,“窈窕淑男,女君子好逑”。
《诗经》里并不都是属于“窈窕淑女”般的诗篇。我举《氓》这一篇: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这是说,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追了很久,终于追上了那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答应嫁给他。而后待嫁到他家去,女孩子操持一切,辛苦做尽一切的家事,而人也慢慢地年华老去,原本爱她的丈夫竟然移情别恋。于是她离了婚回娘家,看着嫁过来时所走的那条河,依然没有变化,流水仍然汩汩的流着,她非常感慨,她对着在桑葚树上饱餐着熟透桑葚的斑鸠说:别吃太多熟透的桑葚,那是会让人醉的,就如同一个女孩子,只朦胧地渴望爱情,是看不清对象的,你看!原本好端端的一个男孩子,经过了时间,竟然就失去了准则,说话不算话,并“二三其德”,原来对我的狂热就消失了,这样子变来变去,这还是个男人吗?
《牡丹亭》、《玉簪记》能完成这么伟大的爱情,因为男孩子有能力承担起来,女孩子就能为爱情全力以赴,这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爱情,并脍炙人口。所以我们从《牡丹亭》里看到,杜丽娘在家塾里跟着老学究陈最良读《诗经》,陈最良说:“论六经,《诗经》最葩”。杜丽娘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于是叹道:“圣人之情,尽见于此。今古同怀,岂不然哉”。就是《牡丹亭》也是青春版《牡丹亭》最重要的大意之所在。也是汤显祖戏曲哲学的基础。
汤显祖直接以“情”来说人心、人性,他说:“人生而有情”,“离情而言性者,一家之私言也”。情是人类的共同性,所以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也就是将人心、人情展现在艺术上,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情是艺术的直接呈现,同时是人的审美情感的完整表达。所以《牡丹亭》本身不是单纯的戏剧呈现,它以人最共同、最普遍的、最深层的人性、人心、人情的本质为创作依据,并以之成为可以为人所共有的、戏曲的、艺术的美感经验。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说,人之情随着人性、人心、人情而起,它来自于天,在现实的人生里,忽焉而有情,以至于“可以生,可以死”,“可以死,可以生”,来说明人真正的爱、真正在生命觉醒后的爱,是如此的一往情深。
如果人们在爱情的追求上和相遇上,无法有着“可以生,可以死”的一往情深,那在爱情的生命上就没有完全地觉醒。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否则,皆非情之至也。
新版《玉簪记·偷诗》陈妙常/沈丰英
潘必正/俞玖林 摄影/许培鸿
《玉簪记》虽然比《牡丹亭》早二十年,因为作者高濂比汤显祖大20岁左右,但是他在整个的明代以“心”、以“情”为主的学说氛围之中,也就是在王阳明“心学”的提倡下,人们敢于开展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真情。当时的戏曲,也就朝着人们对“情”的认识、肯定中,透过戏曲,全面表现。
而《牡丹亭》之所以精彩,是汤显祖在借用南朝的画圣顾恺之在绘画上所提出的“传神写照”,化为戏剧重要的表现方式,他认为真正的演员的演出,重要在于情的传达,而这个情是将外在的形象,和内在的本质,透过舞蹈般的动作,及深刻的表情,做了完整的结合。所以我们不只在绘画上、在雕塑上,看到这种“传神写照”的传统中国艺术的表现法。在戏剧的表演上也一样。这种呈现,与西方的形体表现在肌肉、在力量,不同。
我们说到16世纪文艺复兴的达文西,他最让人敬佩的,就是西方艺术的写实性。他当时为了表现真实而现实的人体,据说偷盗尸体解剖,以了解人体结构。在传统中国则觉得,在人体结构之外,还有最重要的表现法,就是“以形传神”,形只是用来传神的,甚么是“神”?神就是生命之情,神就是人的生命之大情,它包含人的个性、人的心灵活动,每一个动作都指向心与情,艺术上没有这个部分,只有写实,那是带着匠气的表现。
此外,汤显祖也把南北朝的另一个大画家兼美学大师谢赫所说的“气韵生动”,作为戏曲表演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一切都必须是活的、灵动的、充满着情的生命气息。所以我们看到的昆曲表演,会有那么丰富、细腻、委婉、情深的动作,就是为了达到“传神写照”、“气韵生动”,而后深深地切入人内心的深处,同时所有的艺术表现与故事,就完全地展现在这一个空灵的舞台上。
汤显祖说:这样的戏曲、这样的艺术表演,可以“使天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
“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
这是说,好的艺术、好的戏曲,使天下人欢喜、悲伤,甚至于打破贵贱的差别,引动起所有的伤残者都能奋起生命的力量,使无情的人有情,并将庸俗的人们提高他们生命心灵的质量,打破人世间的隔阂,人们可以共同震动在一往情深的生命之爱、生命之情中。
青春版《牡丹亭·惊梦》杜丽娘/沈丰英 柳梦梅/俞玖林 摄影/许培鸿
所以《牡丹亭》所呈现的就是以爱情为主线,同时也从情欲开展。在杜丽娘进入春天之大生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心中的爱人,甚至于在梦中还有了肌肤之亲,她从此觉醒。其实人们的许多觉醒,也都是从人原始的生命力量中推动出来的,爱是一切生命力中的核心。
人必须正式面对自己的渴望,认识自己的渴望,人就能将这原始的内驱力,转化提升,人就会进入到一个不带伤害性、毁灭性的爱情世界。
戏曲演出者透过了完美的种种身段、如诗般的抒情动作,呈现那一个美好的爱情世界,使饥者可以饱、醉者可以醒、行者可以留、卧者可以起。这也就是白老师挑出青春版《牡丹亭》的原因,因为“青春”是生命中的大爱。
我想在这里问一下,你们这一些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们,意识到你们的青春了吗?还是你们觉得青春只是挥霍的代名词,或者青春只是一个空名、青春只是年轻而已?这都不是真正意识到所谓的青春。
现在正是暮春的时节,你们北大的学生走在校园里,看到筛过阳光的嫩叶吗?看到校园中春花的美丽吗?看到在风中轻摇的柳条吗?还有那温柔的阳光,你们意识到这世界的生命的气象吗?
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青春版《牡丹亭》、新版《玉簪记》之后,如同孔子所说的“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这也就是说,没料到艺术可以让人的生命,在美的引动下,可以脱开本能的现实人生,而获得一种自由。这也是西方近代大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所说的理论。这也是说,人真正的生命幸福在于审美情感的开展。
在现实的人生里,人总觉得生命有缺憾,人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昆曲音乐的设计也就是针对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在听了昆曲的音乐后,可以抚平我们的神经系统,如同近来西方医学家研究打太极拳,认为在太极拳这样一个和谐的运动下,可以让脑波平缓下来,产生一些平和的激素,西医称之为幸福激素。
有了这些激素,我们自然会觉得活着真好,我们从生之紧张中放松,不再焦虑,不再紧张,没有压力,没有痛苦。而这就是生命的享有。有了这种生命的享有,人就不会觉得有遗憾了。这就是艺术的功能,也就是人审美需要获得满足的结果。
所以我鼓励同学们试着去听昆曲,试着去欣赏好的昆曲。传统中国古典昆曲是世界公认的第一等的艺术。记得当年,在申请世界非物质文明遗产的时候,昆曲小组在联合国演出《牡丹亭》的《游园惊梦》,结束后,与会的评论委员一起起立,鼓掌十五分钟,认为这是世界最美的表演艺术。好的昆曲的演出,可以让人的心灵充满了美感,让人的生命充满了生命情怀,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无限向往。
我们再说《牡丹亭》作者汤显祖何以如此地去写作,以及《玉簪记》的作者高濂也如此地去歌颂爱情?他们都是接受了王阳明的学说,并总结了王阳明的观念,认为人的意识及最深的生命情怀,是这个世界的最大的动力。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王阳明的再传学生罗近溪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则浑然亦只是一个仁矣。孔门宗旨,惟是一个‘仁’字。”
这是汤显祖的老师所提出的学说,也就是说,在天地生生不息之间,推动天地的就是爱。是以汤显祖就进一步建立“情”之学说,人生而有情,人心、人性的展现全在情上。他的《牡丹亭》将昆曲拉到了一个高峰,此后所有的昆曲都朝向这个经脉流动。一直到乾隆时代,整个戏曲的表现都以情为主。
一个艺术品,它本身的好,不仅在于它有完美的形式,美好的故事,它还要有艺术家将思想和美感一起融入,而后透过艺术的形式呈现,这艺术品就成为天地间最奇妙的一种人文创作。这种人文创作常超乎自然科学的创作,带给人心灵最大的安慰,因为它可以化解人的生命中,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状况,然后让人从痛苦、悲伤中释放,如同进到天堂一样。这是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和艺术的审美,带动出人的美感经验,会让人如同走向天堂一般,因此艺术是通往天堂的快捷方式”。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 均老师:谢谢辛老师,辛老师带领我们游览了中西艺术的时空,而且阐释了包括昆曲在内的
中国艺术的精神,其实刚才听了辛老师讲了之后我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假
如辛意云是陈最良,那么估计杜丽娘就能够解决她心中的困惑,就不会发生后来的
那些事了。
辛意云老师:那太可惜了。
陈 均老师:好,谢谢大家。
2013年4月25日于北京大学理教201
白先勇同志文學經典《孽子》劇場磅礡呈獻
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
演出時間:2014.2/7-8
(Fri.-Sat.) 19:30
2014.2/12-15 (Wed.-Sat.) 19:30
2014.2/9、2/16 (Sun.)
14:30
節目全長約120分鐘,含中場休息。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台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演後座談:2/9(Sun.)、2/16(Sun.) 於國家戲劇院大廳
購票方式:網上訂票請點擊 售票已近五成
一部探觸人性的經典小說 一齣絕美動人的真情好戲
台灣文壇備受推崇的作家白先勇於198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孽子》,在禁忌猶深的70年代,以同志間激烈的情感為經,華人社會最糾葛的父子親情為緯,交織出超越階層、時代和地域的「人性」,成為華人同志文學經典之作。小說首頁題獻,「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點出了他的創作初衷。
2014年兩廳院年度製作《孽子》,首度以華文將原著搬上舞台,兩度改編白先勇著作並獲得金鐘獎的肯定(《孽子》得獎、《孤戀花》入圍)的導演曹瑞原走入劇場,以跨界美學觀點執導,用更精鍊而純粹的手法重新詮釋。不同於小說或電視劇的寫實處理,舞台版《孽子》透過虛與實的場景交錯,凝煉出孽子們的漂流與渴望,也運用了象徵性的肢體與舞蹈細膩刻畫,為本劇調揉特有的抒情詩意。
改編劇本為資深編劇施如芳,由「父子親情」和「同志情愛」為敘事主線交錯穿插,神話般的「龍鳳戀」將貫串全劇,呈現孽子們的愛恨癡癲,對親情對家的渴望,與死生乖離的親情悔罪和救贖,牽引觀眾重返那沒有黎明的神祕「黑暗王國」,再現新公園「青春鳥群」的悲歡年華。
此次跨界演出,邀集了劇場、影視、舞蹈、流行樂界的表演及創作名家大師與菁英攜手合作;包含了劇場影視老中青幼四代演員,包含了金鐘獎影帝后與國家文藝獎得主,帶領著新生代的偶像實力派演員一起飆戲;音樂部份特邀金曲獎詞曲創作者林夕、陳小霞及金馬獎作曲張藝譜寫詞曲,由情歌王子楊宗緯深情演唱主題曲;舞蹈則由吳素君編舞,太陽劇團(Cirque
Du
Soleil)張逸軍將以優異的肢體詮釋狂情烈愛的阿鳳傳奇,並率領18位男舞者,詮釋那隱身於黑暗王國中,青春鳥群的千姿百態與空寂無奈。
原
著:白先勇
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戲劇家。作為台灣現代文學的領航人之一,白先勇的小說擅長以現代主義手法,刻畫時代變革、新舊價值交替與中西文化衝擊下的人物心理,從《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紐約客》到《孽子》皆然。兩岸均已出版《白先勇作品集》,且不斷有學者投入關於白先勇文學創作的研究,人數眾多,面向多元,形成白先勇文學經典化現象。他的作品也是導演們的最愛,已有多部改編成電影電視和舞台劇,膾炙人口;如舞台劇《永遠的尹雪艷》、《遊園驚夢》、哈佛大學英文版《孽子》;電視劇《孽子》、《孤戀花》;電影《孽子》、《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最後的貴族》等。
近年投入愛滋防治的公益活動並致力復興崑曲藝術,他所製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巡迴兩岸、美國、歐洲,不但獲得廣大迴響,並創下200場的驚人演出紀錄。
導
演:曹瑞原
金鐘獎導演。曹瑞原的作品既有紀錄片的質樸寫實,又帶著強烈的戲劇性張力,擅長情緒氣氛的掌握,精準的時代氣味、豐厚的影像魅力、靈活的場面調度與統整演員風格的能力。作品屢獲國內、外影展肯定,並被認為是白先勇作品影像化的最佳詮釋者。所執導的電視劇《孽子》曾榮獲電視金鐘獎最佳連續劇、導演、女主角等6項大獎;《孤戀花》曾榮獲金鐘獎5項大獎及亞洲電視獎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及印度新德里影展評審特別獎;《飲食男女2-好遠又好近》榮獲柏林影展文化美食單元閉幕片。
此次首度執導舞台劇,將以跨界美學觀點與劇場創作對話,打造《孽子》的舞台風華。
編
劇:施如芳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譽為「當代台灣戲曲的最佳詮釋者」,多次入圍台新藝術獎、金鐘獎傳統戲曲類節目。近年來跨界的觸角甚廣,寫過歌仔戲、京劇、崑曲、豫劇、歌劇、音樂歌舞劇。合作過的演員和劇團,幾乎囊括臺灣戲曲中壯年輩的眾名角,尤其和唐美雲老師合作最深。為國光劇團和國家交響樂團跨界合作編創的《快雪時晴》,被譽為台灣近十年最深刻的戲曲節目。第11屆台新獎評審團特別獎:二分之一Q劇場《亂紅》,也為編劇群之一,編寫其中歌仔戲的段落。
金鐘獎影帝
丁 強
金鐘獎影帝,從影近50年參與過無數電視電影作品,2001年以《記住、忘了》一片獲得金鐘獎最佳單元劇男主角,後再以《夏天到了出去玩吧》、《幸福小公園》獲得同獎項提名。年輕時曾為了上台演戲而叛逆逃家的他,數十年後為了《孽子》,帶著已然內蘊深厚的演技,再次回歸闊別的劇場舞台。
國家文藝獎得主、金鐘影后
唐美雲
國家文藝獎得主、金鐘影后。她在當代國際劇場大師Robert
Wilson的跨國作品《鄭和1433》中驚人表現,讓大師頻頻讚譽為「詮釋出眾、風格獨到」。出身歌仔戲世家,是當今臺灣歌仔戲舞臺上最耀眼的首席小生,1998年創立唐美雲歌仔戲團,已成精緻歌仔戲的領導品牌,其作品《燕歌行》獲選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節目。
資深影視演員
陸一龍
資深影視演員。從影三十餘年,演技精湛,作品無數。70年代華視熱門八點檔《保鑣》、《洪熙官與方世玉》等當家小生,飾演豪情大俠聞名,至90年代轉型飾演著重內心戲的父輩長者,近年亦跨足舞台劇演出。曾以公視人生劇展《早秋的散步》入圍金鐘獎最佳男配角。
金鐘獎影后
柯淑勤
金鐘獎影后。精湛的演技使她入圍金鐘獎多達10次,並以《孽子》電視劇李母的角色獲得2003年電視金鐘獎最佳連續劇女主角獎,同年亦以《回家系列之團圓飯》獲得最佳單元劇女配角獎;影后再度挑戰《孽子》舞台劇版同一角色,讓人期待。
金鐘獎影帝
樊光耀
金鐘獎影帝。先後接受Don
Gilleland(紀澤然)、王振全、陸愛玲、李寶春、李國修的表演訓練,1999年拜入相聲大師吳兆南門下。2005年以《壞蛋》獲頒第四十屆電視金鐘獎戲劇節目單元劇男主角獎。戲路寬廣,表演亦莊亦諧,善於塑造人物,活躍於戲劇、影視、相聲、廣告各領域的專業演員。
實力派偶像演員
吳中天
實力派偶像演員。學生時代從舞台劇接觸表演。入行後多演出影視作品,渴望不斷嚐試各種截然不同的角色,試探性格上的可能性與表演寬度。2006以電影《指間的重量》雙料入圍第43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最佳新進演員及新加坡國際首作電影節最佳男演員,曾以電視劇《桔醬的滋味》、《舊情照相館》、《牽紙鷂的手》三度入圍金鐘獎。
實力派偶像演員
莫子儀
實力派偶像演員。1996年開始參與劇場與影視演出至今,特殊的憂鬱氣質和舞台魅力,使得他擁有不少忠實戲迷。其多元的戲路與表演能量,也深受眾多導演喜愛。曾以人生劇展《艾草》、《瓦旦的酒瓶》、《濁水溪的契約》及電視劇《罪美麗》四度入圍金鐘獎。
國際盛名的太陽劇團近十年來飾演『火』的表演者中最好的一位
張逸軍
2008年加入國際盛名的「太陽劇團」Cirque Du Soleil,隨團世界巡演《龍獅
Dralion》高達2162場,擔綱四大主角地、水、火、風之中「火-Yao」的角色,被該劇最高藝術總監Sylvie Galarneau
讚譽為「近十年來飾演『火』的表演者中最好的一位」。此次首度參加舞台劇演出,將以舞詮釋《孽子》劇中狂情烈愛的傳奇角色。
《孽子》專屬官網:www.trend.org/crystalboys
臺灣國際藝術節 「孽子」打頭陣
【聯合報
2013-10-29】記者陳宛茜
第6屆臺灣國際藝術節今宣布節目陣容。本屆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邀集國內外大師級與新生代創作者,推出來自13國、22檔共68場演出,包含多個跨界演出,
首檔節目將作家白先勇的經典小說「孽子」搬上舞台,由曹瑞原導演,結合老中青幼演員同台飆戲;以同志間激烈的情感為經,華人社會最糾葛的父子親情為緯,再現新公園「青春鳥群」的悲歡年華。
此外,兩廳院首次與書法家董陽孜合作,結合書法與音樂、舞蹈,推出讓書法「舞」起來的「騷」;並讓現代舞與南管、搖滾樂首度合作,邀請編舞家林文中創作「慢搖‧滾」。
國際合作方面,兩廳院推出國際編舞大師季利安世界首演作品「幸運餅乾」,融合古典芭蕾的抒情與現代舞的力量;音樂方面,邀得大師級指揮伊凡·費雪,率領布達佩斯節慶管絃樂團登台。並請來舞蹈空間與香港進念·二十面體,跨國打造超領域多媒體舞蹈劇場「如夢幻泡影」。
●臺灣國際藝術節明年2月7日開演,11月1日票券啟售,售票請上兩廳院售票系統。
2014台灣國際藝術節首檔節目《孽子》
【中時即時
2013-10-29】陳振堂
2014年台灣國際藝術節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推出13國、22檔共68場演出。首檔節目改編自白先勇經典小說《孽子》,演員張逸軍演出戲劇片段。(陳振堂攝)
2014年台灣國際藝術節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推出13國、22檔共68場演出。首檔節目改編自白先勇經典小說《孽子》,演員張逸軍(左)、吳中天(右)演出戲劇片段。(陳振堂攝)
2014年台灣國際藝術節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推出13國、22檔共68場演出。首檔節目改編自白先勇經典小說《孽子》,演員莫子儀(左)、張逸軍(中)、吳中天(右)演出戲劇片段。(陳振堂攝)
台灣國際藝術節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推出13國、22檔共68場演出。首檔節目改編自白先勇經典小說《孽子》,演員莫子儀(後)、吳中天(前)演出戲劇片段。(陳振堂攝)
台灣國際藝術節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推出13國、22檔共68場演出。首檔節目改編自白先勇經典小說《孽子》,導演曹瑞原(右2)、演員張逸軍(左1)、吳中天(左2)、莫子儀(右1)出席記者會。(陳振堂攝)
台灣國際藝術節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推出13國、22檔共68場演出。首檔節目改編自白先勇經典小說《孽子》,演員張逸軍(左起)、吳中天、莫子儀、導演曹瑞原出席記者會。(陳振堂攝)
老中青演员明年飙戏演孽子
【大纪元2013-10-29】中央社记者郑景雯
2014年台湾国际艺术节,首档节目是把白先勇的经典小说“孽子”搬上舞台,将结合国内影视剧场老中青幼演员同台飙戏。
两厅院今天宣布,2014年台湾国际艺术节(TIFA)将以“玩转世界经典不设限”为主轴,推出13个国家,22档共68场演出,包含多个跨界演出,以高度创意在经典与传统上开创新局,让观众感受到表演艺术强大的活力。
2014年台湾国际艺术节的首档节目是两厅院年度制作,把白先勇的经典小说“孽子”搬上舞台,由曹瑞原导演,结合国内影视剧场老中青幼演员同台飙戏,以同志间激烈的情感为经,华人社会最纠葛的父子亲情为纬,再现新公园“青春鸟群”的悲欢年华。
两厅院也与KYLWORKS跨国共制,推出国际编舞家季利安的世界首演作品“幸运饼干”,打造技巧高超,情感饱满的“季利安计划”,融合古典芭蕾的抒情清澈与现代舞的情感力量,诉诸人性与生命的关注。
明年邀请来台的国外戏剧及舞蹈作品包括,导演迪克兰.唐纳伦的“罪·爱”,以时尚性感的手法诠释17世纪剧作家约翰·福特的作品;瑞士籍导演丹尼尔·芬兹·帕斯卡则带来“华丽梦境-给契诃夫的一封信”引领观众进入一场充满诗意的新马戏剧场。
法国导演法兰克·迪麦可则以“爱情剖面”再度与台湾演员合作,作品探询情欲质地,震撼人心;而“李奥先生幻想曲”以肢体及多媒体挑战视觉与感官。
2014年台湾国际艺术节,2014年2月7日至3月30日将在两厅院举行。
孽子搭配現代舞明年初搬上舞台劇
【中時娛樂
2013-10-29】
2014年台灣國際藝術節將開跑,首檔節目改編自白先勇經典小說《孽子》舞作,
張逸軍與吳中天現場演出戲劇片段。(陳振堂攝)
2014「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將在明年二月七號到三十號舉行,主辦單位兩廳院表示,首檔節目將白先勇的經典小說「孽子」搬上舞台,期望給觀眾不同於電視的感受。
2014的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以「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為主軸,邀集十三個國家推出二十二檔,共六十八場演出,包含多個跨界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首檔節目首度將白先勇的經典小說「孽子」搬上舞台,導演曹瑞源表示,希望透過舞台劇的張力,呈現同志間激烈的情感,他說:「劇場的形式會更接近藝術的核心,因為表演上、舞台上、燈光上一定會更激烈更純粹,所以一定會跟電視劇、小說的感覺是不一樣的,而且這次最重要的是會有現代舞的呈現。」
第一次嘗試舞台劇的演員吳中天也表示自己還在摸索如何當一個好的舞台劇演員,他說:「電影裡面可能只要表達或存在就有某種力量,在舞台上演員自身的能輛要很足夠,準備上自己要每次重複那個情緒,不然只靠一個瞬間而已。」
另外,國際重量級導演迪克蘭.唐納輪的作品「罪·愛」也會在2014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中演出。
孽子舞台劇白先勇將情感磨了進去
【中國時報
2013-10-30】汪宜儒
繼改編成電影與電視劇後,白先勇的長篇小說《孽子》也將改編成舞台劇,成為明年2月台灣國際藝術節的開幕節目。舞台劇《孽子》由電視劇版的導演曹瑞原執導,劇作家施如芳改編。在白先勇授意之下,父子親情與和解將是舞台劇版本的主線,而小說中傳奇激烈的戀情、同志黑暗王國中的掙扎則是亮眼的花火。
《孽子》由莫子儀、吳中天、張逸軍、丁強、樊光耀、唐美雲、柯淑勤等人主演,明年2月7日至16日在台北國家戲劇院上演。
1996年哈佛大學內曾演出英文版舞台劇《孽子》,白先勇說:「很奇怪,說英文的《孽子》,演來卻不感覺是翻譯作品,觀眾反應也很好,好像有種普世價值在裡頭。」但他直到去年才拍板決定改成中文版舞台劇,並指定曹瑞原執導。
曹瑞原執導過改編自白先勇原著的兩部電視劇《孽子》與《孤戀花》,這卻是他第一次執導舞台劇。從原著化成30集的電視劇,又變到2小時的舞台劇,難的不是形式掌握,是篇幅取捨,還有演員選角。
「我知道免不了與電視劇的演員比較,但我仍想導出《孽子》的新面貌,是屬於劇場中凝練、沉澱的面貌。」
白先勇與曹瑞原、施如芳開過多次編劇會議。被父親逐出家門的李青仍是敘事主線,而在新公園裡,那些渴望歸屬感的同志,與追尋和解的父子關係是全劇重點。施如芳說:「白老師對這些孽子們始終懷著悲憫的心,他要他們每個人都有話。李青父親的角色,他也著力很深,像是把自己與父親的情感也磨了進去。」
劇中將以大量獨角戲表露孽子心事,主角龍子與阿鳳那段天雷勾動地火的愛情,曹瑞原選擇以舞蹈形式表現。「阿鳳本性的狂放不羈,愛戀時的奔放,及最後的翩然離去,太濃重。相較於語言,舞蹈更能適切表現阿鳳那種抓不住的感覺。」而在新公園裡等待愛情與認同的其他孽子,他們的心事重重也將以舞蹈呈現。
藝術節玩創意孽子化身舞台劇
【旺報 2013-10-30】記者林采韻
《孽子》是兩廳院年度重要製作。(許培鴻攝/兩廳院提供)
由兩廳院主辦的台灣國際藝術節,2014年主打「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兩岸三地團隊在藝術節中玩得很痛快。白先勇享譽兩岸的經典著作《孽子》首次改編成舞台劇;「舞蹈空間」與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合作,推出具科技感的《如夢幻泡影》;來自湖北的「曾侯乙編鐘」將與音樂廳的管風琴共樂。
今年4月《孽子》要改編成舞台劇的消息,首度曝光,兩岸媒體在報導之餘,最好奇的是由誰飾演劇中青春的男角,29日藝術節公布記者會上,答案揭曉,偶像級演員莫子儀和吳中天將擔綱劇中主人翁,流行歌手楊宗緯要為此劇深情主唱,並請香港知名詞人林夕和張藝譜寫詞曲。